过度消费主义不是扩大内需的正道
日前,有专家撰文称,今天的中国跟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类似,产能出现过剩,经济面临转型,社会增长结构需要调整。中国经济需要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以消费带动,让服务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需要发展消费金融。
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年轻人敢借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消化产能过剩,而且中国居民杠杆率还有10-20%的上涨空间,消费金融还有潜力。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推动金融创新适应这种需求。
应当说,消费金融是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深化的结果。但是,我们认为,绝不能强化消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工具性,即承担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想在政策上让消费金融承担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鼓励消费金融的大发展,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一些时候,我们围绕着增长,为了维持增长的持续性与速度,以债务驱动,这也是当前宏观杠杆率过高的原因,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企业债务过多。虽然说家庭部门杠杆率依然在合理范围内,但不能因为要实现消费拉动作用,就鼓励家庭部门借钱消费,从而将整个国家的所有部门都拖入债务的泥潭。
美国次贷危机就源于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刺激低收入者购买住房,尽管这刺激了经济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认为,消费金融的发展应该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尊重市场选择,不去鼓动,也无需抑制。
在过去几年,中国消费金融与个人借贷快速发展。一方面,与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改变有关,当前的年轻人更喜欢享受当下而接受超前消费的概念,因为“美国人大都是信用消费”;另一方面,与金融机构过度推广消费金融与小额贷款有关,不仅银行大力推销零售业务,互联网金融机构还会以各种优惠吸引顾客。
应当说,不管是供给端还是消费端,都处于一种非成熟的膨胀状态,由于监管宽松,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因为一些学生借高利贷而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社会上出现各种催债公司,一些人因为网络借款利率滚动导致无法偿还,铤而走险酿成各种刑事案件。
与此同时,据央行披露的2018年3季度银行支付体系运行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3季度末,银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高达880.98亿元。这说明,在消费金融大发展的初期,客户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还款能力,而金融机构放贷时会降低信用标准,两个因素如果再遇到经济周期下行,可能会放大其种种负面后果。
事实上,美国信用消费的一个前提是,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和日常支出都比较固定,每个人都能合理规划自己的信用消费额度以符合自己的支付能力,除非遇到大的意外,比如经济不景气造成持续性失业。
中国人借贷消费大部分不是用于日常固定支出,而是“过度的不合理消费”,尤其是还有些人购买不符合自己收入水平的奢侈品,即面子消费。
因此,应该鼓励年轻人合理消费,而不是以刺激消费与发展金融为目的的“过度消费”,不应该让年轻人承担如此宏大的任务。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应该过度宣扬超前消费。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东亚地区,就会发现在年轻人中根本不存在旺盛的消费主义。在发达的日本,年轻人流行佛系文化与宅文化,年轻人并不热衷消费。在中国台湾,年轻人只能沉浸在“小确幸”之中。这是因为“低收入与高物价”的组合抑制了年轻人的消费力,如果还要依赖信用消费,那么压力就会更大,唯一的选择是减少消费。
我国要通过鼓励消费扩大内需,但不应该扶持和鼓励消费金融,而是让收入增长高过物价增幅,或者说想办法降低基本生存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人们才会有额外能力去消费。现在,相对于人均收入的增长,房价与物价的上涨速度更快,这逐渐削弱了人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消费升级给中低收入者带来压力。因为社会舆论、广告以及商家等不断鼓吹,产生了环境压迫,为了缩减以消费显现的社会地位差距,中低收入者被迫增加信用消费,这会带来风险。
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方面,过去高增长带来的乐观情绪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过高的房价等因素正在压抑年轻人的消费力。关注前者会主张消费金融的需求和好处,后者则意味着消费能力受到限制的事实。在这个转折点,不应该继续鼓吹消费主义,而是要考虑社会分配、资产价格、社会保障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对消费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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