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
经过一段观察,我发现虽然社会对减税降费的呼声很高,讨论的氛围非常热烈,但是大家所讨论的减税降费不是一回事,都在自说自话。我认为首先应当勾勒出大家心中减税降费的蓝图,搞清楚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这是我们先要解决的问题。
把减税降费落到实处,要对减税降费进行精准的分析,这一定是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因此,把减税降费从口号变成实际的行动,必须要回答五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第二,给谁减税降费?第三,减降什么税费?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这五个问题是大家讨论减税降费问题时绕不开的。
在过去,这五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传统意义上的减税降费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下实行的,彼时积极就等于扩张,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减税降费、扩大支出、增列赤字三个行动线索。
但是,现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考察减税降费的维度从单一变为双元。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这些战略决策。这三个方面的概念或者基本的理论判断都是对应以往的政策的,新发展理念是区别于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区别于需求管理政策,高质量发展是区别于高速度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平台上讨论减税降费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我们需要回答,进行减税降费的目标是扩需求还是降成本,还是两者都要实现。以扩需求为目标时,要关注总量效应和需求侧,围绕可支配收入进行减税降费,可支配收入提高可以增加消费或投资,最终扩大社会总需求。但是现在增加了一个降成本的目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时进行减税降费关注的是结构和供给侧,围绕产品价格进行减税降费。产品价格包括成本、税费、利润三个要素,我们希望通过降低税费成本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最终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但可以发现,两种目标下的减税降费是不同的,故而首先要回答目标是什么。
第二,给谁减税降费,有没有特定和重点的对象?以扩需求为目标的减税降费,瞄准于总量和需求侧,这时减税降费不用区分特定和重点对象,减税降费可以落实到个人或企业层面,是总量性的减降。但是以降成本为目标时,瞄准于结构和供给侧,此时只能在企业层面减税降费,调整的是涉企的税费,这时候就必须锁定特定和重点对象,只能是结构性的减降。
第三,减降什么样的税费?以扩需求为目标时,目的是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因此所减的主要是直接性的税费。但是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关注的是企业和涉企税费,并且此时锁定减的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费,只能以间接税费为主,在中国的现行税费制度下,也就是流转性税费。
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税费收入用来支撑政府财政支出,那么减税的同时是否要减少财政支出?根据平衡预算的乘数定律,假设减税100亿,如果同时减支100亿,社会总需求将减少100亿。因此,以扩需求为目的时,减税降费必须以增列赤字为支撑,否则减税降费无法达到效果。以降成本为目的时,则不能以增列赤字作为减税降费的支撑来源。同样假设减少100亿税费,但增加了100亿的赤字,从而增发了100亿国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资源配置格局没有发生变化,都要从民间获取100亿;第二,国债要支付利息,所以总成本有所增加。因此,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减税降费的支撑只能是节用裕民,削减支出。
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是通过制度变革还是政策调整?大家所习惯的是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即当总需求不足时,以政策性的安排来减税降费,当经济形势回转时,减税降费政策停止,回到原来的税费制度轨道上。例如前几年为了促进房地产销售,契税减半征收,为期两年。这种方式是临时性、季节性或者是权宜之计的减税。以扩需求目标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对冲性的、逆向调节、政策性安排的减税降费方式。然而,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只能通过税费制度改革实现减税降费。这两种方式不能混为一谈。
降成本是判断减税降费两个维度差别的标尺。在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的体系下,如果要实现实质性的减税降费,只能以降成本为目标进行减税降费。此时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当下和未来的成本会下降,能够着眼于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如果要的是形式上的减税降费,则可以回到以扩需求为目标,但此时资源配置格局不变,并且未来成本会上升,不能真正彻底的让企业享受到降成本。因此,两个维度的差别很大,是否能够降成本是判断两个维度差别的标尺。
在进行两个维度的选择时,必须进行形式判断,即当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是否发生变化。首先,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其次,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宏观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使我们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作出调整。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使我们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作出调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着力办好自己的事,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在政策调整方面,以往总是强调在总体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经济形势虽然发生变化,但当前还是要对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性、稳定性保持一种清醒的预期。具体来讲,第一,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第二,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第三,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第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研究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
最后,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对表,一定要在新时代话语体系下分析问题,即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上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讨论,不能不由自主地回到高速度增长、旧发展理念和需求管理的话语体系中思考。起码在今天,对减税降费的方式我们有两种选择,究竟选择哪一种,还是两者都要?两者都要情况下如何区分主辅,这是当前大家需要注意的。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大力度减税与稳增长稳预期”月度例会的发言整理而成,经作者审核)(编辑李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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