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消费被低估了多少？
如果看官方统计的数字，中国的消费率（等于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消费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仅略高于50%。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围内，消费率平均为80%，美国则高达88%，欧盟也超过了80%，即使是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化圈国家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消费率也远远超过60%。
在人们的认知中，消费需求不足是国内经济的一个标签。
也因为此，促进消费，提高消费率，被以“消费升级”的提法，写进了国家“十三五规划”。
然而，从民间测算来看，中国的消费被明显低估了。
50%的消费率太低了
近十年来，经济学界的普遍认知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和内需不足，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结构长期失衡。
的确，如果看官方统计的数字，中国的消费率（等于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消费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仅略高于5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8年-2011年间，消费率还持续低于50%。2017年，中国按照支出法计算的最终消费率为53.6%。
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围内，消费率平均为80%，美国则高达88%，欧盟也超过了80%，即使是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化圈国家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消费率也远远超过60%，新兴经济体的消费率也几乎没有低于60%的。如此来看，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还明显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按照这种对比，中国的消费似乎是严重不足的，进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调。
但是，姑且不论这种“失调”的观点是否正确，这些言论都是基于官方统计的消费数据的。
问题是，官方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反应现实？中国的消费是否被低估了？如果真被低估，低估了多少？
消费被低估了多少？
我国官方统计的居民消费数据，时不时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因为它实在是与其他国家相差太多了。
在这些声音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欧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他们在2014年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了多少？》。
该论文系统地论述了居民消费数据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真实消费率很可能比统计局的数据高10个百分点，为61%左右，而这个数字，便与大多新兴经济体大致相当了。
不过，他们所计算的消费率的时间轴只到2009年。如今，经过了10年，消费低估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呢？
在此，笔者根据上述两位教授的计算思路，重新计算了近几年我国真实的消费率水平，发现消费仍然被低估了约10个百分点。
消费数据是如何被低估的？
官方统计对消费数据的低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①居民的居住消费；
②企业买单的私人公款消费；
③每年的住户调查中，高收入群体的代表性不强。
这三个方面，要么是被统计局低估了，要么是被忽略了，总之都没有算到GDP里。但这些又是居民实实在在的消费，只不过未必花的是现金而已。下面作个详细解析：
（1）居住消费被低估
首先，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居民购房（即使是购买新房）是不算支出法GDP中的消费需求的，关于住房的消费，计入GDP的是居民的租房支出。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若一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没有租房支出，是不是就没有居住消费？
其实不然！在GDP统计时，这类人群（很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居住消费是以其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来计入GDP的。这相当于人们自己将住房出租给自己，自己为自己支付租金，这个“虚拟”的租金是要算GDP的。
居住消费这一指标，在统计局每年开展的城乡住户调查里有统计。但统计局仅仅按房屋造价统计了所谓的住房虚拟折旧，而忽略了自有住房的市场价值，大大低估了居住消费。
有一种粗略的算法：中国的自有住房总价值大致可达到200万亿元，以租金回报率2%计算（即每年的租金约为房价的2%），中国的GDP数据可以多算4万亿元，加到2018年的现价GDP，相当于增加了4.4%的GDP。
当然，这种估算太过粗糙。我们根据“使用者成本”重新计算了大致符合市场价值的城镇和农村“虚拟”房租支出。
所谓“使用者成本”是指，居民持有自有住房虽然不用支付租金，但还是有成本的，包括利息成本、折旧及维修费用等（由于计算过程十分复杂，在这里就不再展开具体的计算过程了）。
遗憾的是，由于缺少了太多2017年及以后时期的相关数据，无法计算出最新的居住消费真实数据。但以2016年来看，真实的租房居住支出比统计局数据多了5万多亿元，导致消费率被低估了3个百分点。
（2）企业公款消费被漏算
大家熟悉的公款消费，大多指的是政府公款消费。但恰恰这部分的消费已经计入了GDP，并没有被低估。
被漏算的是由企业账户买单的私人消费。例如，老板将各种消费支出走公司的账，高管或员工公款接待和差旅的支出也走公司的账。而对于国有企业的高管而言，公款支付的实物消费成了一项重要的福利，这种做法也大大节省了公司和个人的所得税。这些本质上都是个人消费，却都未在数据中体现。
除了吃喝宴请、公费旅游、公费购物消费等支出外，“公车私用”现象也相对普遍。许多企业主或高管通过公司账户购买私人汽车，这些汽车的购置成本会被计入企业资本支出而不是居民个人消费。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公车私用已经被计入政府消费中，所以不会导致总消费被低估，但企业的公车私用却没有被统计到居民消费中。这些私用公车，其购置费用以及运行成本应算作是居民消费，但由于是公车，却被划入企业成本，或者被计入GDP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当中。不修正这部分因素，将会导致我国居民的真实消费率水平被低估。
当然，要确切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消费是不可能的。借鉴诸多学术论文有根据的推测（Educated Guess），笔者分别估计了被漏算的私企公车购买费用、维护费用，以及企业公款接待和差旅费用。2016年，企业买单的私人消费规模达到了1.68万亿元，导致消费率被低估约1个百分点。
（3）高收入样本被忽略
居民消费被低估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与住户调查方法有关。
统计局每年开展城镇和农村的住户调查，全国共抽选出1800个县（市、区）的1.6万个调查小区，对抽中小区中的160多万个住户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随机抽选出约16万住户参加记账调查。被抽样调查的住户，每个月详细记录家庭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并得到很少的报酬。
首先，虽然住户调查中拥有20%的高收入住户，但可以想象，这些高收入人群根本没有动力去报告他们的收入或者不厌其烦地记录每笔支出，这就导致全国人均收入和消费被低估。
其次，记账的住户很容易遗漏一些支出记录，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支出，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动力去保证记录的准确性。
最后，实物消费可能被低估了，既可能是因为住户没有准确记录这类消费，也可能是用过低的价格来计算这类消费的实际价值。
那么，如何估计真实的收入水平？
好在收入法GDP中也有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该数据可在国民收入核算的资金流量表中找到。与住户调查不同，收入法的数据来源于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准确性会高一些。
事实上我们也发现，收入法中的可支配收入几乎比住户调查大40%。多出来的很可能就是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将多出来的收入乘以适当的消费率，便可算出这部分的消费低估规模。2016年，由于收入低估而导致的消费低估可能达到7.32万亿元，导致消费率低估了约7.4个百分点。
将以上三个因素加总，可以发现，消费的低估情况在这几年间并未改善，官方统计的消费率低估了约11个百分点。
消费率高好还是低好？
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流派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学长短期、静态和动态分析的差别问题。
对消费偏低的担忧，主要源自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流行，它分析问题的框架便是短期、静态的，并且有一个强烈的假设：经济未“充分就业”。
凯恩斯在提出所谓的“节约悖论”时，给了一个例子：
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预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
大萧条就是节约悖论的一个生动而可叹的例子：由于对未来预期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大家都尽量多储蓄、少消费。然而，消费的降低又导致收入继续下降。
不过，一旦我们跳出这个框架，从长期中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就会发现，长期中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消费只是结果，收入是原因。
而收入的提高则依赖经济中储蓄下来的钱，来购买和升级生产设备、投资教育、科研创新。只有一国的居民收入增加了，才会带来消费的健康增加，否则就有寅吃卯粮之嫌。
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如果消费需求就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高储蓄（低消费率）对一国的经济产生伤害。中国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一直伴随着高储蓄和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和高投资这三者是紧密联系的。
现在看来，我国真实的消费率并不比其他国家低多少。这对判断宏观经济波动、制定宏观政策影响巨大。
再回过头来看结构失衡的问题，似乎也不存在了。正相反，官方统计的消费低，并不是居民的消费意愿不足，而是居民的很多消费需求已经“悄悄”地实现了，只不过统计数据没有看到而已。再一味地刺激消费，其边际的作用又能有多大？
当然，经济中投资持续高企，会带来投资效率下降、资源浪费。如何去平衡？这就必须搞清楚投资内部结构和所谓的“黄金储蓄率”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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