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危机方案：有效刺激需求 警惕增长趋势下移

新冠肺炎这种级别的大流行疾病，在全球化时代必然导致严重经济萧条和危机。至于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抗病毒（anti-virus）的技术突破；而走出经济危机的复苏进程，则取决于反危机（counter-crisis）的经济政策。

整个由大流行疾病冲击造成的经济危机过程及其应对之策应该区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所谓“3R”次序：救济（Relief）、复苏（Recovery）和再平衡（Rebalance）。

首先是救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到来时，各国陆续采取了封锁（lockdown）政策。虽然各国在具体实行封锁时，程度有所差异，但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停摆。金融市场、企业、个人等都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流动性危机，亟需政府施以救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在出台救济政策上反应迅速，不遗余力。比如，美国就在较短时间内推出了三轮救济政策，其中第三轮救济政策规模达到2万亿美元，占到GDP的10%，为美国史上之最。

其次是复苏和再平衡的次序选择。在疫情波峰过去，经济开始解禁之后，反危机政策开始进场。比如美国开始酝酿基础设施法案，规模亦可能在万亿美元之上。但这个时候，各国对政策的选择是有分歧的：要复苏还是要再平衡？即选择刺激经济（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性改革？

不同的选择将会对长期经济造成深远影响。笔者认为，从救济，到复苏，然后到再平衡，“3R”次序不能乱。

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曾在纽约时报上刊文，批评罗斯福新政方案在包含复苏（Recovery）内容的同时包含了改革（Reform）内容。由于改革政策在萧条时期是紧缩性的，在经济未复苏前改革，不仅会延误经济复苏，更会改变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清算主义（Liquidationism）”在萧条期并不可行，只会进一步恶化经济萧条。

错失复苏的后果是进入债务通缩（debt-deflation）周期，诸如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90年代的日本金融危机，无不如此。只有经过充分经济复苏而总体经济景气完全正常化后，经济增长才能够回到以前趋势轨道上。否则，危机冲击的负面影响就会长期化，经济增长将下行至低等趋势，出现趋势漂移（trend drift）。由于需求刺激政策的提前退出（premature exit），历史上多次发经济景气稍加复苏后再次衰退的二次触底现象。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只有早复苏才是“真复苏”，才能够回到危机前的增长趋势，而晚复苏实际上是“假复苏”，经济增长趋势将向下漂移。政策选择的失败，有可能令一次萧条或一次危机改变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一

虽然有关需求刺激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哪个为主的辩论往往激烈，但在凯恩斯革命前，面临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的第一反应就是结构性改革，认为市场出清后，经济自然会复苏。清算主义就是让经济萧条来压迫产业和企业重组改造，以通货紧缩去产能和去杠杆，消灭僵尸企业和降低工资。

凯恩斯革命带来了应对经济萧条和危机的需求管理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谬尔森曾言，凯恩斯既有社会学家的热心肠（warm heart），又有科学家的冷静头脑（cold head），赞扬凯恩斯主义对人民大众的同情立场，以及对政策方案的理性设计。

凯恩斯革命在维护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前提下，经由需求管理途径开辟走出大萧条的第三条道路，避免自我挫败的破产、失业和通货紧缩恶性循环。

清算主义的重要理论和经验依据之一就是，虽然市场出清导致经济出现短期衰退，但将带来长期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然而，滞后效应（hysteresis）的存在，令这种观点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幻境”。

上世纪80年代，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曼昆（N. Gregory Mankiw）等经济学家研究货币主义试验后的欧洲大陆高失业现象，构建了滞后效应理论。

在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以后进行的宏观经济学实用综合，倾向于肯定凯恩斯定理（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的短期正确性与萨伊定理（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长期正确性。

而滞后效应理论发现，短期经济景气影响到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受到负面冲击而发生经济萧条后，如果在及时有力的需求刺激政策拉动下经济复苏迅速，经济景气能够尽快正常化，经济增长将继续萧条前的增长趋势；若需求刺激政策不到位，经济景气的正常化则是在低位经济增长趋势上实现的。换言之，依存于积极或消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将出现高水平或低水平的宏观经济均衡的分野。

二

中国经济同样存在滞后效应，实际国民收入的短期波动形态影响到潜在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趋势，应该抛弃传统宏观经济分析的波动形态与增长趋势两分法。

依存于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需求管理政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分别形成高水平的和低水平的多重国民收入均衡状态，其对应的动态均衡过程分别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简称“3H”）和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简称“3L”）的经济发展模式。

全球比较来看，从“3H”到“3L”容易，而从“3L”到“3H”难。落后国家和停滞经济都深受“3L”之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就是要脱离“3L”模式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中国改革开放后长达30年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就是“3H”模式的成功典范。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资本深化的长期性质，二元结构条件下的非递减资本边际收益，使得中国经济在资本积累驱动下内生增长。

多种测算方法均发现，次贷危机后中国资本生产率有所降低，然而并非过度资本积累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按加速数原理，中国固定投资具有高国民收入需求弹性而敏感依存于实际经济增长加速度和预期经济增长趋势。

正是次贷危机后，长期低速经济增长以及悲观经济增长预期，正在增加中国经济发展落入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危险。当前新冠疫情冲击时期，正好是从“3L”到“3H”模式跃迁的有利时机。

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多高实际上是未知数值，只能通过积极试错得出。中国经济应该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面对政策依存并且实时未知的未来潜在国民收入，微撞（fine-tapping）而不是微调（fine-tuning）的需求管理能够有效探索中国潜在总供给边界，实现高水平均衡目标而避免低水平均衡陷阱，完全可以通过保持总需求总供给缺口的适度张力而在潜在供给能力的技术上限上实现反向软着陆。也就是按照“乐观经济增长预期+积极需求管理政策”的微撞操作原则，“让跑道上行去找飞机”，而不是“让飞机下降去找跑道”。

换言之，中国的需求刺激政策应该及时、有力并且坚定不移，不能半途而废。待到充分复苏后，稳定而均衡的宏观经济环境正是推行最适宜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条件。

（作者郑超愚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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