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发开放”的旗帜下 行更稳 致更远
最近围绕庆祝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我们访问了很多人士。在尽量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现对他们的高见/低见，加以提炼和集成。我们坚定地认为，对过去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成就，给予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面向未来30年，我们是“鸡蛋里挑骨头”，不为批评，只为更好地再出发，只为在“开发开放”的旗帜下，行更稳，致更远。
——世界向东，中国向西，上海向南，浦东向北。
——浦东的崛起，既有点上的突破，也有面上的变革，又有块上的创新，更主要的，她是系统性的崛起。整个1210平方公里是混序发展的。浦东充满各种元素，元素之间的关系是生动的、具象的、多元的。
——极点思维政策，催生了拐点路径和效应。各种各样新奇的、颠覆型的、突破型的东西都来到了浦东。
——浦东完美地组合了三个逻辑——市场逻辑（塔基）、政策逻辑（塔身）和政治逻辑（塔尖）。
——根据联合国的工业产业划分标准，浦东的完备率超过80%，是国内工业门类齐全性最优的区域，这也是浦东系统性崛起的印证。
——在浦东，不仅有这些先进制造集群，还能看到自由贸易集群、科技创新协同体系和共同的美好生活，这些成功，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叠加的成果。
——浦东面向下一个30年，要有当年的气魄和担当，要考虑新生代的业态、心态、生态和形态。浦东可以率先实施“全球伙伴计划”。原来的规划，多是物质层面的规划；新的规划，应当包括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规划。
——浦东应当包容性发展。要容错、容缺、容低、容小、容慢，因为这是一个有混序型生态。不能只要高大上，不要中小微。
——临港新片区要成功，需要同步和同频。同步就是要和高标准贸易规则同步，同频就是要和浦东同频，两者不能分割。
——总而言之，浦东已经是中国的“头部地区”，正在向世界级“头部地区”铿锵疾进。
一、也许有的三个现象
——“闹钟”现象：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我们把闹钟一拍，睡了个回笼觉，吵醒了两个邻居——日本和新加坡。日本提出国家战略特区，其用意是“打破像岩石一样坚硬的管制”。新加坡提出了《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2020》（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简称RIE2020）。新加坡的产业迭代 “快进缓退”。自建国以来，新加坡所有的产业门类都保留着，没有一个消失的，且都往中高端方向发展。
——“手电筒”现象：拿着手电筒不照自己照别人，看看深圳哪些方面不好，杭州哪些方面不好，武汉哪些方面不好。在30年这个关键节点上，浦东需要看看自己的不足。
——“美男子”现象：浦东的发展，确实有可圈可点、津津乐道的地方，但是不能躺在这个事情上面“吃老本”。浦东新区是两个积极性的叠加，人们肯干活，中央肯给政策，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出来了。
二、也许有的三个困难
——路灯下的醉汉：路灯没照到的地方，一步都不敢走。浦东现在不大敢冒险。
——幸存者偏差：二战时期盟军战斗机都是机翼中弹，没有油箱中弹的。大家以为该加固的是机翼。实际上油箱中弹，战斗机就飞不回来了。浦东凭过往的经验，走向未来，是走不过去的。
三、面向未来 亟需激发的五大动能
上海的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进出口总量的3.4%。浦东在其中的贡献非常大。李强书记讲的“上海购物”，可以理解为消费促进和贸易服务。
浦东的开放是最高能级的。2019年，中国消费规模差一点超过美国。2020年肯定会超过美国，成为单一的最大消费市场。临港新片区力度很大，因为临港新片区“6+2”“5大自由，1个便利”，临港新片区是不以复制、推广为前提的。
对于临港新片区的发展，可以用未来引领的方法来进行规划，用2049的愿景来引领当今的发展过程。2049年的临港新片区，在国际竞合中要处于什么样的新地位？再倒推到2035年，要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到2025年，“十四五”期末要做到什么程度，只能倒着推，只能从未来回到今天。
四、下一个三十年的若干建议
——从本地化、区域化、国际化到全球化。浦东新区国际化做得不错，但全球化刚刚迈开半步。
——城市更新和城市创新并举。
——招商引资和招全球组织引国际活动并举。招商引资在浦东新区表现特别突出。浦东应该搞“双招双引”，特别是招全球组织、引国际活动。国际组织越集聚，说明营商环境越好。我们认为特斯拉、星巴克烘培工坊入驻上海代表我们的营商环境好，但这并不符合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定义。真正好的营商环境让中小企业没有难做的生意。大企业议价能力高，不存在生意难做的问题。把“开企业和关企业便利”作为营商环境的主要环节，这是不对的。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岂只注册注销，尤其是企业如何运营、运作的中间阶段至关重要。此外，浦东可以制定一个“全球伙伴计划”，促进浦东新区的招商引资。
——浦东新区从要素驱动往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要素驱动是便宜，效率驱动是便利，创新驱动更多的是知识赋能。
——做实廊道。生产力空间布局上，浦东新区做得比较好，比较完整，有尖峰、高原、廊道和网络。随着临港新片区的挂牌，两条廊道也不大提了。市场经济是流量经济，要流动起来，流动是需要物理载体的，没有廊道，就非常难流动起来。
——加强全球资源配置。全球资源配置是“在全球，为全球”，这个配置的枢纽或者机制是以浦东为基础的，不是所有动作都在浦东完成。即头脑中心在浦东、开票在浦东，结算在浦东，运营在浦东，其他各种流动不在浦东，尤其是物流。全球资源配置是创新动能，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不仅是指有形的市政、地铁，还包括信息化。浦东新区的基础电信、增值电信业务应该开放。
——建设浦东大学或者 “一带一路”大学。疫情过后“一带一路”肯定会有很多动作。上海又是“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浦东新区的大学太少。面向全球，要把大学建起来。
——分解对标。这段时间上海全面对标学习东京。然而浦东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系统、全面、严丝合缝对标的地方。临港新片区更加没有可以对标的对象。为此，我们应当分解对标。比如从产业公地的角度，就对标东京，尤其是大田区，大田区是东京湾生产性服务业公地、先进制造业公地、服务业公地；文化和商业可以学伦敦；科技创新可以学特拉维夫、波士顿、奥斯汀。但是整个面上只能是学纽约，纽约已经全面超越了硅谷，变成独一无二的全球科创中心，纽约硅巷模式把硅谷的元素导入到大街小巷，以城市更新促进产业创新。吸引年轻人方面，可以学奥斯汀，1987年奥斯汀首次举办西南偏南音乐节，2019年该音乐节吸引了40多万人口，创造了3.56多亿美元营收。全美的年轻人带着想法，带着创意，带着激情在那里交易、交换、交流，就地转化，所以它变成了美国科技创新的第三极。
——浦东新区应该做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物资的支援中心、支援基地，不光是为上海、为长三角，更应该是面向全球的。可以设置多种场景，有战时，有急时，有平时。“战时”场景并不多见；在“平时”场景下，大家一般不会想到这些战略物资；在 “急时”场景下，这些战略物资更为常见。在这方面，美国、日本、欧盟都做得非常好。战略储备应该产业化，现在是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地方。战略储备可以是一种资源、是一种产能、是一种网络。如果把战略储备上升为这个高度，它将成为引领性、牵引性的产业。
——发展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浦东的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较弱，浦东的金融生态不是创业友好型的。浦东是大企业友好型的区域。而纽约非常重视小企业，提出了 “小企业优先”计划。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四大城市都在积极的拥抱中小企业、老年人、女同胞、青少年、外籍人士。
采编：李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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