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远建议：建安居房启动农民工市民化
著名经济学家访谈6
随着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社会秩序正在加快恢复。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保就业”“保民生”，如何进一步对冲疫情、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在经济复苏方面还有哪些可行的办法？近日，本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远。徐远表示，当前在疫情下，保就业、保民生最关键的便是放开市场，小到消费券、地摊经济，大到消费、投资，只有提高动能，才能最大限度实现经济复苏。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
不设经济增速目标
是正确的底线思维
广州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对此你如何理解？
徐远：在我看来，面对目前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拉美、东南亚等贸易伙伴地区还处于疫情风暴的中心，今年我国不设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换一个角度来说，今年有一个流行词汇叫“底线思维”，现在政策的底线思维就是疫情防控第一，保经济增长第二，保增长是疫情防控前提下的重要目标。所以，不设经济增长目标不是放弃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依然要重视，因为保增长就是稳就业，保民生。
广州日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六稳”“六保”，其中，保就业是“六保”的首要任务，你对此怎么看？
徐远：就业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保就业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就业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些南欧国家，之前有学术文献提到过，像西班牙、葡萄牙等高失业率国家的失业人群，往往最后没有办法再回到岗位上。因为如果一个劳动者脱离岗位太长时间，他的很多技能会退化甚至丧失，他对于这个岗位的价值就会下降，从而直接导致劳动者的收入下降。
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学生群体。年轻人的就业技能往往和他最初的就业岗位有很大关系的，比如金融危机期间，很多欧美国家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那么他的就业技能是会下降的，整个人的劳动价值也会下降，等过一段时间再调整就更加困难了。所以，这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要“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有一些旧的行业会慢慢衰落，新的行业会慢慢发展起来，像医药、人工智能等，这就意味着人才的转岗。
关注中低收入人群
社会保障不能忽视
广州日报：在稳就业、保民生方面，除了就业问题，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居民收入问题。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一个数据是我国有将近6亿人群的月收入是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对此你怎么看？
徐远：这个问题要具体一点来看，6亿人包括了谁，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包含了农村人口、老人、小孩，这个数字就是很正常的，确实就会有很多人收入不高。但现在农民工只要出来打工，收入就都会超过1000元。所以说，月收入没有超过1000元的，可能大部分都是没有在劳动力市场里的，那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复杂，这是一个统计问题。
目前真正收入受到影响的，其实是中低收入人口甚至低收入人口。如果企业不开工，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那批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因为他们是一批很容易被替代的劳动力，企业裁员最先就会裁掉他们。所以经济下行，像第一季度经济倒退6.8%，这个影响对于人们来说，分布是不均衡的，它对低收入人口的影响往往更大。而对于拥有资产的人来说，经济对他们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从我一个社会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路还很长。
改革小到地摊经济
大到推进城镇化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当前疫情下，保就业、保民生要怎么保？
徐远：最直接就是放开市场，它有一个更深层的概念，就是制度性改革，尽管不一定一目了然，但作用很大。
打个比方，目前很多地方正在放开流动商贩的摊位，也就是所谓的“地摊经济”，这对很多低收入人群来说是一个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摆摊也属于一种制度性改革，这个改革比较小，但效果立竿见影，所以就很受大家欢迎，因为城市的烟火气最能抚慰人心。当然对于开放摆摊也要因地制宜，比如在交通特别繁忙的地方，摆摊就会影响交通；而有的公园里人流量特别大，却没有一个小卖部。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进去。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渐平稳，需思考全局性经济对策。还有一种制度性改革，我提过“二次房改”，以安居房建设为抓手，启动“二次房改”。通过制造需求，制造就业机会，能够让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成为市民，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是一个可持续的保增长、保就业的扶贫方式。
像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走出疫情影响，与当时的两大经济动能有关：对外，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出口企业活力旺盛；对内，住房商品化改革刚刚启动，动能正在上升。两大经济动能合力，减小了非典疫情的经济影响。
所以当下中国经济想要扭转局面，就必须找到同等级别的改革措施，既注入短期经济活力，又为中长期增长打下基础。对外，要加大开放力度，把国外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与国内市场潜力相结合，补足国内服务业市场经济短板，包括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市场；对内，要以“二次房改”的气魄，启动农民工市民化，建设安居房。这是一个短期中期长期并举的事情，短期可以拉动投资，促进经济短期的增长；中期可以拉动10~15年的投资，带动相关产业，保住经济的下限；长期来看，则是可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而如何拉动农村地区的消费力，最关键是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目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结束，更快推动农民向城镇转移，是拉动农村消费的最好办法。
想要消费券更好用
应让消费券像现金
广州日报：我们谈经济增长一般有“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出口方面受到疫情影响，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那么在消费方面，你怎么看待消费券？
徐远：消费券是指定用途的现金，而现金则是不指定用途的“消费券”。要促进消费，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直接发现金，因为现金更灵活，但发现金有实质上的困难。所以，消费券具体的设定就非常重要，结合以往的情况，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用处有限，个人认为，消费券的用途不要限制得太多，要尽量地宽松灵活，对消费的品类和时间也放宽，从而让消费券更多地像现金，更少地像购物券，这样对居民家庭帮助会更大一些。如果限制得太明确，可能会形成比较多的误区。
广州日报：怎么看待消费对拉动经济的作用？
徐远：在一个硬性经济周期内，短期保增长靠的主要是投资，消费是国民经济当中最平缓的一块，虽然比重很大，但是变化相对较小。
而在投资这一块，目前看来都还有充足的空间。比如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像道路等一些大项目，经过有关部门质量把关，再做投资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都市圈，这也是城市化的战略。
另一点就是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像5G、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开展一些对未来智能制造、高端城市化、高端服务业等有帮助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在大城市、都市圈内部建设一些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住房，比如安居房、人才房等，都是可以的。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
徐远：我提供几个方面的看法。第一，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1万美元，发达国家达4万美元左右，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还有很大上升空间;第二，中国的初级和中级工业化已经完成，在好的工业化能力基础上，尖端技术也在发力，这为未来的工业化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底子;第三，中国人口多，这就意味着潜在市场大，各种成本可以分担，这一点在财经讨论中很少提到，但其实至关重要。把这些综合起来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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