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无近忧，对CPI影响不大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路思远
近期，国内粮食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特别是玉米），引发各界对我国粮食安全担忧。近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粮食市场运行和生产有关情况。据介绍，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粮价稳中有涨，品种间走势有所分化，不同环节价格波动有所差异。但我国粮价总体保持稳定。
本文将对近期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粮食安全做一个整体评估。
21世纪以来粮食价格有过两轮大涨
从CPI粮食分项的变化看，21世纪以来，我国分别在2003-2004年、2006年-2009年前后，出现过两轮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2003-2004年的第一轮国内粮价上涨，同粮食产量因播种面积减少而下跌有关。具体而言，入世之后，农民工大潮加速形成，加之农业税等尚未取消，耕地收益不如打工，许多农民弃地流向二、三产业；同时，还实施了退耕还林，以及工业和房地产业发展、城镇化等因素挤占耕地，使耕种面积有所减少。
而2006年-2009年前后的第二轮粮价上涨，则发生在国内产量上涨期，更多是同当时国际粮食危机影响有关。造成这次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是欧美一些国家大量采用粮食来发展生物燃料，改变了粮田用途。
当然，这两轮粮食价格上涨都伴随着国际国内投机商借机囤积粮食、哄抬价格，他们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中国政府抛售储备粮，平抑粮食价格。自2006年开始的那一轮上涨，在粮价达到顶部的2008年7月，恰恰也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点，连锁反应导致所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国际炒家受到冲击，粮价也开始回落。
此后，伴随国内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以及储备规模的增大，近年来，我国粮食价格波动自2012年以来已相对平稳。虽然今年以来，粮食价格上涨，但同此前两轮相比，幅度实在是不足一提。
今年粮食价格上涨有多重原因，均不构成长期威胁
今年粮食价格上涨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经分析，均不会形成长期威胁，对国内CPI影响也不大（粮食占CPI大篮子比重约为1.9%），后期CPI总体上应仍然是下行通道。
第一，全球多地发生蝗虫灾害。今年上半年东北部非洲、中东、南亚、南美地区遭受蝗灾，特别是全球主要大米出口国印度受灾严重，年粮食产量或缩减三至五成，形成国际粮价上涨的担忧。但从气候和路线看，蝗灾自外入侵我国并扩散的概率不大。
第二，全球疫情影响粮食进口。疫情冲击粮食生产加工链，多国采取粮食出口限制，如今年3月、4月疫情最严重时期，包括全球大米出口第一的越南和小麦出口国俄罗斯等多国均曾宣布限制粮食出口。虽然后来随着疫情度过高峰而陆续重启，但仍大幅刺激了粮食期货价格上涨。
第三，南方洪灾影响。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同比增0.9%，再获丰收。夏季洪灾可能影响秋粮产量但幅度不大，因为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之多，且秋粮产区六成集中在北方地区，而南方产区也采取了补救措施如抢种扩种晚稻。
第四，全球货币宽松。流动性外溢催生通胀预期，投机交易和炒作因素增加。截至8月20日，今年以来，A股农林牧渔（中信）指数累计上涨了42.1%，谷物期货板块（WIND）累计上涨21.6%，其中玉米指数上涨21.9%。但目前国内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很强，而国际各主要央行也已度过集中推出超宽松举措的阶段。
第五，生猪养殖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形成“人畜争粮”。生猪及其中能繁母猪存栏量自2013年四季度起便持续同比萎缩，直至2019年9-10月分别降至最低的1.9亿头和1913万头。当时伴随猪价大幅上涨和国家鼓励养殖，存栏回补动力强劲、止跌回升，饲料需求大幅上涨。而猪饲料中，玉米占比高达70%，需求拉升价格。根据生猪养殖周期，增加母猪存栏会影响约13个月后的猪肉价格，当然，若仅补栏仔猪，影响则延迟仅约5个月。相应可以预估猪肉供给缺口会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收窄迹象，且供给还将在今年四季度伴随生猪集中出栏而大幅扩张，届时猪肉价格或加速下跌，带动CPI显著下行。而农户补栏放缓，生猪存栏规模也将下降，对于玉米、豆粕等饲料的需求将下行，所谓“人畜争粮”也将淡化。
第六，在前述因素影响下，农户形成涨价预期。一些农户出于“卖跌不卖涨”的心理，留粮惜售。国粮储备局8月12日发布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截至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伴随秋粮上市，农民惜售心理减轻，囤粮迟早会出货。
我国粮食安全整体有保障
虽然近期粮价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但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有较强保障，这从根本上确保了后期不会形成诸如前两轮那样的高涨现象。
首先，我国粮食自给率较高。我国粮食原粮产量在2019年达到历史最高的6.64亿吨，而中国人口原粮年消费量约为近2亿吨。根据社科院8月17日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计到“十四五”期末，可能出现1.3亿吨粮食缺口，其中三大主粮缺口2500万吨，乍一看有点“唬人”。但实际上，自2014年起，我国粮食进口一直保持在1亿吨以上，并于2017年达到历史峰值的1.3亿吨，2019年降至1.1亿吨。相较而言，1.3亿吨缺口同目前的进口规模并无质的变化，而根据2020年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的进口总配额2215万吨，也同报告中的增长预期基本相符。从对外依存度（进口量/国内消费量）来看，2019年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4.30%、2.38%和1.63%。大豆依存度最高，为87.6%。不过大豆并非主粮，而且还需考虑大豆作为饲料的可替代性（如玉米）、以及其他地区（如巴西）进口对自美进口大豆的可替代性。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启动前，自美进口占中国全部大豆进口比重约38%左右，而2019年降至仅19.1%，其间国内大豆价格虽有上涨，但涨幅并不显著。短期而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加快执行，仍可保障自美进口大豆。长期来看，疫情高峰过后，自巴西等替代国进口将有大幅回升。
其次，我国粮食储备充足，并自2003年起实施进口配额管理。截至目前，我国在粮食供应方面的支撑单位包括中央储备粮、地方储备粮、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粮食储备数据不公开，但相关推算均显示，当前国内储备至少达到年消费量的1-2倍。而对进口配额管理，相应国际市场的粮价波动和出口限制，对我国的影响就十分有限。这也是经历了21世纪以来国际投机资本两次炒作后的经验教训：主粮主要靠国内，农民种，国家就收。国内外市场分割，虽然在内外价格倒挂期引发部分舆论声音，但强有力保障了国内粮食安全。2020年，小麦的进口配额为963万吨，玉米为720万吨，大米是532万吨。今年上半年小麦进口总量已达349万吨、玉米达366万吨，考虑到下半年进口量可能增加，今年可能历史上首次用尽进口配额，需关注明年配额变化。
建立正确的粮食消费观仍有必要
其实，目前全球各国粮食的自给率平均超过八成，从长期看，判断粮食安全不能仅看粮食产量自给率，我国粮食安全并非全无隐患，因此，制止餐饮浪费、建立正确的粮食消费观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换，中美摩擦长期化、全面化，美国或拉拢其盟友，限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
二是逆全球化加剧，粮食出口大国限制或暂停出口、进口大国加快囤粮。
上述两因素均会导致现有全球粮食供应及分配系统面临变化和阻滞，这也是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
三是中国农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粮食上游育种、化肥缺乏竞争性，目前国内90%的农作物品种都是由科研院所完成,而国外农作物品种研发七成是由种子企业完成，化肥的上游原料则主要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粮食下游收购市场缺乏竞争性，收购价格偏低，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农村集体土地碎片化，难以产生规模经济；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生产要素长期从农业流向工业服务业，工业的经济效率没有对农业产生较好溢出效应。换言之，中国的粮食生产仍有很大的潜力可待挖掘。
（作者：路思远 编辑：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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