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场诉讼或仲裁全胜的商业律师：非诉与诉讼两者不可偏废
从2014年正式开始独立执业以来，滕云曾在2018年中的连续40场诉讼或仲裁做到无败绩的成果。
于他而言，这并非偶然，“老实地说，如果没有年复一年地在交易类项目中磨炼耐性、理解商业交易背后的法律本质，我们可能也无法做到。”
滕云还有很多傲人的业绩，2018年以前的数据来看，他从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发展到10个人团队，年均营业额增长率达到了57%。
在2018年中，他的团队代表客户经手的交易类项目总金额折合人民币18亿元。代表客户应对的争议解决诉讼/仲裁标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3亿元。
抛开这些数据，滕云在谈及律师这一职业时，提及的最多的仍然是热爱。
做法律业务，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信心和对这一职业的热情，是真的无法做下去。”他说，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天开会，晚上做业务，每周七日无休地工作，但依然觉得“很有干劲”。
他对自己的团队也是如此要求。他现在招人，第一要义就是对法律有热情。
“如果这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是很难有动力去自我学习和提升的。你一定要对这个事情有热情，或者说你想好要这个东西。”他说，“于我而言，从事律师职业就像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探索和解决的过程让我着迷。”
法律生
在滕云过往的生涯里，法律二字几乎未尝远离。
小时候，他便对法律饶有兴致。在滕云家里，爷爷是50年代的老法官，同事们来家里作客，他耳濡目染地听进去了许多。
直到高考选志愿，滕云一拍脑袋，选择了法律专业。“反正觉得这个事情是还蛮有意思的。”
他指的“有意思”，是觉得法律和社会方方面面都有接触和联动，做商业类的案子，他便能接触到这几年处于风口的TMT行业、私募行业，与之做投融资、并购类项目，对很多行业也有更深刻的理解。
“而这个理解，法律人是从事件背后的法律关系、或者说从法律本质上去了解其商业本质，很多关系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就很有意思。”
2004年进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律系，滕云选择了民商法作为自己的方向。
法律作为一门学科，从那时起正式向他敞开了大门。在回溯这段学生生涯时，他深刻地体会到法律背后“宏大的逻辑体系”，“大量社会上的现象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规则，或者背后的原理。”
这一切让滕云兴奋不已，他在无数的课堂案例讨论和阅读中，逐渐培养了作为法律人的思维模式，又在实习中，领会着社会各行业的运作，以及如何在真实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
从2007年至2009年，滕云完成了从实习生到实习律师的执业起步，在上海本地一家精品律所从事外商投资和商事争议解决方面的涉外案件。
他的老板是中国最早从事涉外法律服务的一批法律人。滕云也因此参与了包括美国鹰牌西洋参在内的商标侵权和知识产权诉讼业务，大量系统地学习了涉外案件的事宜。
出于学习生涯的计划，以及在两年工作中接触到的涉外业务，滕云从2010年开始，前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修读法学硕士。
和国内读法相比，澳大利亚的课程强度显然更高，但在逐步阅读案例的过程中，滕云常能感到兴之所至。
“其实从英美法的角度学习了一套英美法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方式，特别有意思。这对于日后工作的思维模式，包括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滕云的生活几乎是围绕着法律展开的。
“无缝衔接”是他提到这段时日常常蹦出的词：在国内实习结束，他立即飞往澳大利亚就读，在那边，他花了两年时间修完三年学制的课程，最后半年，他一边在澳大利亚的本地律所实习，一边帮着国内律所同步工作。
回国之后，他仅仅喘息了一周不到，便在上海一家律所报到。
那几年，他的工作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回味起来，他仍然觉得“非常有干劲，很有激情”。
诉讼与非诉
滕云曾在他自己的一次年终总结中，提及了他从业多年的一个判断：做非诉并不比诉讼高级，非诉与诉讼，两者不可偏废。
对此，他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譬如医生，非诉业务像是门诊医生，每天问诊很多病人，快速诊断并开出药方——就像非诉律师对合同文件的审阅与修改。
而经办诉讼业务的律师，他们的工作常会对诉讼当事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一家企业的商业价值乃至“生死”——这与手术大夫手起刀落、救病治人的职业行为也甚为相似。
“但再高明的手术大夫也是从门急诊开始熬夜攒经验、洞悉疾病的不同成因和表现，没有律师能够一蹴而就地成为争议解决领域的常胜将军或是大宗交易里的金手指，”他说，“对于律师，非诉和诉讼的结合体，才是我们想为客户提供的法律服务产品。”
他是经由身体力行确认了这一点。
在2015至2017的两年时间里，滕云经手了一起交易金额两亿人民币的并购项目。
起初，他们代表一家有强烈意向的产业投资方对一个涉及跨境结构的消费项目进行收购，但在意向收购方连续三次收购失败后，意向方最终选择了放弃。
标的公司机构投资人随后找上了滕云团队。在那之后的一年，他们为了帮助投资机构人实现退出，先后在英属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发起境外诉讼，还同时在中国境内的法院发起追究高管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民事诉讼并向标的公司的主要机构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
与一般的并购交易不同的是，滕云代表卖方起草了境内外交易的全部文件、并主导了全部的交易流程。但出现的问题是很多写在纸上的权利，究竟如何落实，以往并没有太多先例。
“后来我完全靠自己摸索，这个过程非常辛苦，走一步遇到一个障碍。我不断地去找境外律师、咨询聊，自己查文献、案例，一步步确认究竟该如何落实，谁能配合，这些我全部自己做了一遍。”
就这样，滕云在诉讼和非诉间的协调能力在这一案件中得到充分施展。
既要懂交易，又要懂争议解决，并将这两件事情融会贯通，“边打边谈”。这是滕云总结出的要义。
“有些诉讼律师就是一个劲地打，很多时候到最后是两败俱伤，什么好处都没有。只有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才能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滕云解释道，至今被新东家收购后的标的公司仍然还是他的客户。
在培养自己的团队时，滕云也同样沿袭了这一精神。
团队里的年轻人性格不一，滕云会按诉讼和非诉不同的比例分配。即便是重点做非诉的，他还是会让人参与一些小的诉讼；而有些男生喜欢做诉讼，他也会着意让人接触一些商业交易项目，将工作打磨细致。
“这几年我领悟到的一个很重要事情，为什么非诉和诉讼不可偏废？当你真的做过大的非诉交易案件，别人说一句话，你就知道它背后的本质。而一旦争议发生了，你也知道应该朝哪个症结点开刀，你应该拿哪把刀解决它。至于说解决是把对方弄死，还是促成各方，让症结点康复，这个度还是要自己通过不断的实践去解决。”他说。
敬业
关于作为律师的职业精神，滕云的回忆不止一次回溯到了2007年。
那时候，滕云还是在校实习生，在律所跟着老一辈做涉外案件。
老板是50年代的律师，英文系毕业，英语说得格外好，偏偏拼音不好。滕云有时候将中文合同整理好发到老板邮箱，第二天回到公司，几十页的合同就整整齐齐地打印出来，全部已经手写改好。
老板在80年代还教授过托福，英文在当时上海律师圈是出了名的好。
尽管如此，每隔一段时间，事情少的时候，他都会将办公室门关上，在里面读新概念英语。
这两个细节对滕云触动很大。在他看来，老一辈的工作敬业度是后面的几代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尽管那时候的实习压力很大，老板要求高，常常批评他们，但都成了职业上最无可替代的财富。
“这种对专业的勤劳认真的程度，对后来我自己的工作风格也有很深刻的影响。”
他如今在工作中也形成了一股子拼劲，接了一个案件，他总要“想尽千方百计地去把这个事情做成”。
2012年下半年，滕云曾代表一家私募基金参与了对上海市静安区黄金地段的顶级写字楼进行债务重组的项目。
他代理的客户是开发商的主要债权人(高利贷)。当意向买家悉数登场后，他在谈判桌上几乎连续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马不停蹄地谈了条款、改了无数遍文件、与代表收购方律师拍了几回桌子。
就在交易谈完后的次日清晨，他又与同事连夜去北京尽调了一宗基于林权的创新型信托融资案。
他从解决问题中收获了很多满足感，“有时候想尽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案件，就像解题一样，很有意思，这种成就感要比赚钱或者荣誉来得有意思的多。”
滕云也因此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从2014年独立执业至今，他提供法律服务的客户已经从一人单打独斗地为科技初创企业、中小民企、创投机构提供服务扩展到大型国有企业（包括：东方国际集团、上海临港集团、江苏省高科技投资集团等）、知名外资企业（包括：捷豹路虎（中国），纽交所上市的Travelport等）。另外，大中型金融机构（例如交银金融租赁、招银金融租赁、中航国际租赁、中信商业保理、杉德商业保理等）也逐步进入了滕云团队的重要客户名单。
从大学开始接触法律，滕云已在这一行当经营了16年。
作为律师，他无疑是其中年轻的佼佼者，而他的信心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一个是自信，另一个是别人认可，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果没有信心，律师这个职业很难做下去。”他说。
有拼劲、有热情、用理性思维解决问题，从中不断收割自己的满足和成就，这是滕云将法律作为自己终身行业的源泉。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断自我学习和提升”他说，“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对社会进步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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