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老龄化：日本经济衰退的“原罪”？
《人口与日本经济》
［日］吉川洋著
殷国梁陈伊人王贝贝译
九州出版社
2020年11月
●王广涛
■编者按
《人口与日本经济》作者吉川洋系日本宏观经济学家。当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每个人的心中都难免充满困惑：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真的只能成为社会的包袱吗？AI技术到底是会夺走我们的饭碗还是会为我们带来新的转机？等待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是不是只有经济衰退这一条路？日本的成年人纸尿裤销量超过婴儿纸尿裤，面对这一事实，是束手无策地陷入悲观绝望，还是从中寻找新的生机？本书提供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和启发。
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战后婴儿潮（babyboom，1947—1949）期间出生的“团块世代”集体跨入老年的门槛，人口老龄化又让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如今，“少子老龄化”已经成为贴在日本身上的标签，甚至有人认为“少子老龄化”就是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原罪或者说是日本的“国难”。根据日本内阁府2019年10月的《老龄社会白皮书》调查报告，2018年10月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为28.4%。新出生人口2016年跌破100万人大关，2019年新生人口相较于2016年减少了大约10万人。无论是老龄化还是少子化，背后都反映着深刻的人口危机。当一个国家人口呈现出减少态势的时候，其经济多半要经历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是在历史上的所有阶段都占据主流。
人口减少或者增加究竟会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吉川洋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试图在《人口与日本经济》一书中给我们明确的答案。虽然本书题目直接关涉日本的人口和经济问题，但是作者的思路和逻辑却十分开放：从古希腊的衰败，到关于日本人口的计算机模拟测试；从马尔萨斯的经典人口论的诞生，再到夏目漱石有关现代日本文明开化的演讲，作者的视野既有纵深也有横跨，生动描绘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脉络。
吉川的观点言简意赅：人们在考虑经济増长问题时把“人口减少”看得过于悲观。人口减少当然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决定国家经济增长的不是人口而是创新。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经济实现增长的国家，其人均寿命有大幅度延长，人均寿命的延长一方面占用了过多医疗养老等社会资源，但同时也创造了生产力和经济需求的潜力。过去日本有个谚语叫做“人生五十年”，根据作者对战前日本国民平均寿命的统计，这个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即使在战败后的最初十年里，日本的人均寿命仍然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中排名比较靠后。但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也有大幅度增加。本书日文版其实有个副标题，即“长寿、创新和经济增长”，作者所要论述的正是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吉川看来，经济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劳动人口的增长，除了经济的供给方面，还必须考虑需求的动向，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如此。在吉川此前的著作中已经表明，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出口减去进口的“纯出口”（即创汇收入）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贡献。很多人认为日本经济的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年均10%的高速增长来自旺盛的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带动的。问题的关键是，人口减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内需求降低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不依赖出口或者对外直接投资，就很难维持经济的增长。即使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支撑国内旺盛需求的是民众购买力的提升，如果没有对外部技术的引进并且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也就不会有所谓“三件神器”（即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在市场的普及。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当人们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达到饱和，只要产品和服务清单不变，那么经济的整体发展终将趋向于零增长。在此种情况下，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就是“产品创新”了。就创新而言，有两种类型的创新值得注意：第一是生产技术的创新，第二是需求上的产品创新。吉川分别以新能源汽车和成人纸尿裤为例对二者进行解释。新能源汽车是应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全球性课题而在技术上的突破，成人纸尿裤则是抓住少子老龄化的特点而在产品需求领域进行的创新。
在吉川的论述中，“知识—技术—创新—增长”是一个紧密衔接的链条。在正常的经济社会体系中，知识的增加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可能，创新的应用促进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排除大规模战争或瘟疫等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有时导致人口增加而有时导致人口减少，人口因素在本文只被看作是一个常量。但是随之产生的另一个悖论是，创新只是由少数精英引领的吗？在没有大规模人口基数的前提下，如何确保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对科技教育领域的经费投入逐年减少，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最新的纪录片显示，2017年日本每100万人口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为119人，相较于2008年减少了12人，而同期的美国、德国和韩国分别为268人、344人和284人。日本这一比例虽然略高于中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却是日本的10倍以上。或许有人会说，积极推进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或许会缓解这一问题，而本书却没有展开讨论（只在“后记”部分略有提及）。究其原因在于，移民问题本质上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当然也不是吉川所要考虑的事项了。
吉川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的指导老师是宇泽弘文。宇泽是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也是对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有着深刻关怀的学者，他的学术路径是把经济问题社会化（例如其代表作《社会共通资本》《何谓成田》《汽车的社会费用》）。宇泽与吉川是师徒，同时也是学术上的论敌（根据维基百科的评价）。吉川作为宏观经济学者，他的学术路径是把社会问题经济化，即包括人口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应该在经济増长的过程中解决。二人并无对错之分，其本质所反映的是学术立场的不同，同时也折射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不同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吉川当然关注日本阶级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他在本书第四章拿出大量篇幅讨论分配问题。但是作为一种解决方案，仍然需要纳入到经济增长这个大框架之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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