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最好的细读

□宋宁刚

走近康托洛维茨

2018年初，读到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的《国王的两个身体》时，说实话，无论作者还是书，我都很陌生，但对这个书名及所关注的主题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这部书是政治思想史著作，作者则是治中世纪史的史学家——虽然这一标签不足以涵盖他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及其贡献。

这个中译本是“经典与解释”系列中的一种（该系列我追着买了十几年，积攒了上百种，大多数书都没有叫人失望），也是刘小枫教授主编的“政治史丛编”中的一种。书前有刘教授长达六十余页的“中译本前言”。可惜这个“前言”看得我更加迷惑，倒是对其中一条提到康托洛维茨传记的注释充满了好奇。在那个注释中，刘教授给出的是关于康托洛维茨的两部传记信息，一是2001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兰·鲍鲁的《康托洛维茨：一个历史学家的故事》；二是201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伯特·勒纳的《康托洛维茨传》。刘教授的长篇“前言”的写作时间是2017年6月，距离勒纳的英文著作出版只有一年半。这种学术视野与阅读的及时性，实在叫人佩服。

没想到半年多以后，出版社编辑就跟我谈起勒纳的《康托洛维茨传》，问能否翻译，并很快发来了英文电子书。那时，我刚交了《怪作家》的译稿不久。再次打起精神，先通读，了解全书内容，再按照每天一到两页的速度着手译。翻译不是创作，得紧紧地跟着原文走，快不了。译一本近四百页的书，更是急不得。不过，这本书的中译本从翻译到出版，不到三年时间，堪称迅捷。

关于翻译，很多前辈都说过同样的话：翻译是最好的细读。对我来说，翻译以及通读校阅译稿，出版前一遍遍地校对，都是细读、了解和不断走近康托洛维茨的过程。

置身世界史的个人传记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以下称作埃卡）1895年生于德国波森（今波兰境内的波兹南）。他的祖父从售卖自酿酒开始，于1845年建立起一座酿酒厂，到1871年去世前，已成为波森拥有最大资本的两个实业家之一。埃卡的父辈们在此后约半个世纪中，操持着上一辈留下来的产业，后来经过并购、重组、售卖，到1930年代才逐渐退出该行业。不过家道仍然非常殷实。1931年，由于管家的管理不善和谋私，埃卡一家陷入了财务危机。这样的家族发展史，为我们了解埃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背景。

埃卡所受的教育——从9岁起，他就读于“奥古斯特-维多利亚皇后文理高中”，直到17岁毕业，待了近八年。在那里，他受了非常严格的语文学教育。后来他做历史研究，能够顺利地查阅和解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相关文献资料，都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这样的教育与他们此后的成长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实在值得探讨。如果想到埃卡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只是在一战后期在大学里注册并修了一些课程，战后到海德堡学习，并在26岁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几乎是靠着自学和自我教育完成了一部部巨著，这一点就更值得追究。当然，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也不能忽视，一是埃卡的个人才能，尤其是他搜集和释读文献的卓越才能；另一个则是给他诸多指导和教益的朋友，比如圣·格奥尔格。

埃卡于1930年代初在法兰克福大学任职。1933年3月希特勒上台。翌年8月，新法律要求所有公务员需要宣誓，个人对希特勒效忠。埃卡不愿宣誓，便请求退休。获批后即离开法兰克福到了柏林母亲的身边。越来越坏的局势使他不得不离开德国。二战中，他在美国主要靠各种学术资助的教职或研究岗位生活，直到1945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正式聘任。不曾想，后来又遭遇“麦卡锡主义”，被迫离开伯克利。这也是一代人的命运。《康托洛维茨传》所写，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个人传记，其置身的背景却是20世纪前半叶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世界史，至少是欧美史。

《康托洛维茨传》的作者罗伯特·勒纳教授出生于1940年，也是美国的中世纪历史学者，算是埃卡的同行、后进。他们也有交集。埃卡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即1964年，勒纳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成为埃卡供职过的普林斯顿高研院的一员。为了这部《康托洛维茨传》，勒纳从搜集资料到成书，花费了1/4个世纪。而这部书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扎实、谨严和卓识，除了言必有出处，细心的考辨分析也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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