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的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掠影
日本留学生仓石武四郎
□本报记者 江丹
很多人都知道，19世纪70年代及以后，清政府陆续派遣留学生赴美、赴欧、赴日，但鲜少有人会注意到，与之同时，日本政府也正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近日，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谭皓出版著作《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介绍那60年里日本留学生在华生活和学习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华的留学生里，有些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靠研读《红楼梦》学习汉语
1871年，中日双方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不同于晚清时期的其他条约如《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相对平等和友好，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一个短暂的交好时期。“以此为契机，日本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开始正式派遣留学生来华，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制度随之发端。”谭皓在其《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中写道。
1871年5月，日本明治政府首次派遣的7名留学生陆续抵达中国。他们从日本横滨港出发，搭乘美国太平洋汽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轮船，来到他们“熟知其古而不知其今的中国”。其中，年龄最大的小牧善次郎28岁，年龄最小的黑冈永之助只有19岁，福岛礼助在中国学习了2年8个月，时间最长，而小牧善次郎等3人一年半左右便返回日本。
晚清时期，早在日本派遣留学生来华之前，俄国便已有留学生在北京国子监学校学习，除了日常的课程教育，他们还聘请满、汉教师各一名进行辅导。由于某种原因，日本仿照俄国的留学生教学计划未能成功，于是，这7名留学生只能离开北京，回到设有临时领事馆的上海，开始他们的留学生活。
来到中国之前，这些留学生或许曾经憧憬过他们会像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一样扬名中华，但实际上他们的留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他们没有合适的汉语教材。近代外国人学习汉语大多使用一本名为《语言自迩集》的教材。这是英国驻华使馆公使威妥玛为了帮助到公使馆见习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编写。虽然为同类教材之翘楚，但因在英国出版，这7名留学生没有机会使用《语言自迩集》，也没有其他更具有针对性的教科书，他们只能靠着语源词汇之类的辞典，以研读《红楼梦》的方式学习汉语。《红楼梦》被视为学习汉语的绝佳课本，因为它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语言优美，而且里面有大量口语对话。
除了学习日常汉语会话，他们还要接受中国信件、公文的写作训练，直接为日本的外交部门服务。
争取留学经费被拒
不仅没有教材，这些留学生还要面对没有学校可读的尴尬。当时，中国的教育体系还是以私塾教育为主，这些学生找不到合适的近代学校入学，而他们又未能如原计划像俄国的留学生那样就读于北京国子监。尽管是留学生，但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这样的身份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应有的礼遇，他们依然被称为“东洋鬼”。
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师法欧美，来华学习英语也是这些留学生的任务之一。1872年，小牧、伊地知、桑原等3名留学生听说香港有学校既能学习汉语，也能学习英语，很快便从上海转到香港入学。
尽管是首批受遣来华的留学生，这7人还是要自己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在他们来华之前，日本政府曾就他们的留学经费进行过讨论，有的部门主张，综合过年过节要送给老师的礼物、他们的学习用具和衣服换洗，以及平时的零用钱，一个人一年洋银700元左右就够了，但更有话语权的财务部门认为，700元太多，400元足够。
实际上，这些留学生的在华实际开销远超400元，于是他们当年年底就向日本政府申请上调至500元，并列出了具体的费用规划：“教师费用60元（每月5元）、食费180元（每月15元）、书籍费用80元、衣服诸杂费180元”。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经过讨论交涉后，方得到批准。1872年6月，这些留学生再度申请将留学经费上调至535元，原因是洋银汇率波动，原有的500元的实际购买力已经大打折扣。但这一次，他们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日本财务部门认为，这些留学生遇到的汇率情况不是意外，派往欧美的留学生也遇到过，他们就没调，而且之前已经为他们从400元调到500元了，这次坚决不允许。
留学生的留学目的不一
谭皓认为，虽然这7人在华留学的时间不长，也遭遇了种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但他们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不可忽视。据其介绍，他们基本完成了培养语言翻译的预期，1874年，大久保利通等来华谈判，小牧善次郎就负责整理文书的工作。福岛礼助后来担任驻厦门领事，其翻译的《参订汉语问答篇国字解》成为日本重要的汉语教材。另一位后来也转到香港学习英语的留学生水野遵则担任日本长崎英语学校校长。
“然而，首批留华学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自然是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提供情报支撑，并在执行中扮演重要角色。”谭皓在书里写道。1873年，福岛礼助受命，从上海前往台湾侦查，实测地理数据，打听风土人情，与一名日本画家合谋复制了中国请英国技师测量绘制的台湾地图，后来成为日本侵台时的重要军事地图。
谭皓认为，这些来华留学生通过留学提高了语言能力，加深了对华了解，却为日本发动侵台战争服务，于是，日本政府所抱有的“特别之期望”业已清晰，“即希望利用留学这一文化交流的形式，实现军事外交上对殖民扩张的目的。”据谭皓介绍，首批留华学生因积极执行了侵略政策，事后因“功”受赏，仕途平步青云。
1871年，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制度初步确立，日本中央各部门也陆续开始送各自的留学生来华学习，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终止，前后60年。这些留学生的留学目的不一，有人是为军事行动服务，也有人是为了学习汉学知识，回到日本后成为大学里的汉学讲座教师。比如受日本文部省派遣来华的留学生仓石武四郎，在华期间，他研习《红楼梦》《四书》《诗经》等，并在北京的一些大学旁听，拜访鲁迅、陈寅恪、胡适等中国学者，回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后，仓石率先使用鲁迅的《呐喊》作为中国文学教材，后来将《红楼梦》《说文解字》等也引入课堂。
在谭皓看来，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及留学生在两国的近代史和关系上扮演了特殊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派遣留学生来华的同时，日本也向欧美诸国派遣了留学生。据谭皓介绍，来华留学生的“总体目标定位仅是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对华交涉培养汉语翻译人才”，而向欧美则主要是“学习对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以推动本国发展”，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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