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国宝“非遗”背后创新与仿冒的交锋

本报记者文静实习记者肖婷婷成都报道

8月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国古代漆器生产中心成都、扬州和今日“漆都”福州后发现，漆器工艺在利用现代技术和开拓市场时，仍面临不少难题和无奈。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漆器便捷生产的同时，批量化的工业产品也给仿制、伪造打开方便之门。

传统的漆艺以大漆为原料，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都漆艺。最早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洋漆”——化学漆能否在漆器工艺使用，向来是行业争端。采访中，以传统老手艺人为主的反对派认为漆艺的魅力溯其根本就是对材质的坚守，若不以大漆为主要材质，那么漆艺创作将无从谈起；以高等院校为主的支持派则认为应以创新为驱动力，抱守残缺、固步自封终将难以将漆艺文化普及。

创新与仿冒并存，如同漆器的“红与黑”，既相互对立又无法摆脱。红与黑是古代漆器的两大主色：黑是“漆黑”，天然漆上色后髹漆、打磨后的黑；红是中国红，大漆里加矿物原料朱砂，行话叫“银珠”的颜色。

“双向道”

虽然历史短至几百年，但化学漆因其具有易干价低，生产周期短等优点，一经出世，迅速被量化生产的企业接纳。作为国内较早使用化学漆的扬州漆器厂，就尝到了扩大生产规模、实现产业化经营的甜头。扬州漆器厂始建于1955年，作为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曾在2012年产值上亿元，后受“八项规定”出台的影响，年经济规模保持在7000多万元左右。

相比化学漆，考古发现八千年前的漆弓证明，大漆耐腐防潮的天然特性有它的优势。

8月7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传承人殷秀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就中国传统漆艺的典型门类北京雕漆而言，制作花叶时，翻转折叠，需要漆有一定的韧性，用手搓漆揉漆，要让漆更好地和空气接触。这些，化学漆都难以替代。

那么，二者的矛盾如何协调？

8月3日，扬州漆器厂办公室主任孙卫华接受21世纪经济报记者采访时毫不避讳：“作为企业首先要生存。如果全部集中力量在大漆的生产上，对企业来说有很大的成本负担。我们不排斥现代科技成果，包括化学漆的使用。”

于是，扬州漆器厂循着日本，摸索出一条“双向道”。“我们走市场化道路的产品，不排斥化学漆。但是在非遗传承这一块，比如说纯雕漆，雕漆嵌玉工艺，我们是纯粹用植物大漆。”孙卫华说。和坚持用大漆的成都漆艺一样，扬州漆器的髹饰工艺也进入了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扬州漆器厂两条腿走路的姿态依然受到一些行业老手艺人反对。作为原福州第一脱胎漆器厂的老厂长，福州脱胎漆器保护基地负责人陈显忠的态度非常坚决。8月9日，他在电话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使用天然大漆是做所有漆器工艺的底线。他认为，采用化学漆生产的漆器，在保存年限上和纯大漆产品有较大差异。

企业如何在市场中生存，也是成都漆器工艺厂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成都漆器厂）原厂长、现任生产技术总监李杨平一直思考的问题，“如果想要漆器有市场的话，借助一些现代科技的手段还是必要的，通过市场需求才能让产品有更大的发展。”她对记者说。

“在脱胎漆器制作中，夹纻工艺不一定非要用麻布。如果纤维度达到要求，用竹子也可以代替。底灰不一定非要加“瓦灰”，如果有材料效果不打折扣，就可以替换。”虽然对化学漆的采用不赞同，但陈显忠和李杨平一样，并不排斥其他新材料的运用。

福建省漆艺专业委员会委员郭清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其实，一件漆艺作品的价值，应分为三个部分：材料价值、人工价值和艺术价值。他认为物质部分虽然是根，但在整个作品价值中占比其实最小。“产业化生产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应当降低其他成本，而不只是动原材料的脑筋。”

真假“李逵”

雕漆工艺始于唐朝，其工艺复杂，需要制胎、作地、涂漆、画工、雕刻、作里、磨光等七大工序和15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对漆的使用量和要求更为严苛。

7月25日，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推开成都漆器厂二楼的一间工作室大门，一张巨大通红的条案瞬间让人震撼。朱漆厚重，通体浮雕，案面上的花鸟精致传神，尤其是案头边上的各式锦纹，刀刀分明，精雕细琢，叹为观止。91年出生、师从殷秀云大师的雕漆技艺传承人李小龙介绍，眼前的这幅画，是在高出案面6.5毫米上的红色漆层上雕刻。每天最多只能刷3遍加了桐油的罩漆，逐层阴干，要刷几百遍才能达到理想厚度。

耗工繁具让不少人退而求其“次”。殷秀云表示，最近她在扬州工艺美术市场比较集中的地方，看见很多商家摆着红色跟北京雕漆类似的东西。这被业内人士称为“注漆”。利用雕漆作品的原件翻制或以电脑设计图案制成硅胶模具，然后用喷枪灌注化工合成树脂方式一次性灌模成型。

“注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北京市场，现已转移了阵地。殷秀云说，她很纠结。一是说明这种东西在市场上还有受众，有人喜欢；二是它仿冒的东西和雕漆一对比，差距还是很大。她说，从内心来说她并不反对注漆现象存在。只要有人喜欢雕漆，现在买不起真的，可以先买个注造的。但作为经营者，应该清楚表明结构成份，正确引导消费者认识到它和真正雕漆的区别和关系。

“买的人多了，大家都以为这种注漆就是北京雕漆，结果给传统文化遗产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她说。

无独有偶，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扬州漆器身上。在扬州一些旅游商店，明明工艺远远达不到扬州漆器的标准，却堂而皇之地标注为“扬州漆器”。2004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了对扬州漆器实施“原产地域保护”。公告规定，只有采用传统特殊工艺制作，在原产地域范围内，也就是扬州广陵区、维扬区、邗江区和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的漆器产品，才能被称为“扬州漆器”，后改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然而，即使身加“护身符”，扬州漆器也难免遭遇尴尬。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是对扬州漆器行业的一个整体保护，厂家良莠不齐搭便车。因相关法律的滞后，在实际生产中少有仿冒者被查处。

要保护传统手工艺，诉诸申请专利保护这条路也不好走。

被誉为“中国景泰蓝第一人”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张同禄曾琢磨三四年，花巨资才研制出一种新的景泰蓝工艺——“珐琅珀晶”，并于1987年成为中国工艺美术行业第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发明专利。但没多久，山东的一家地方小厂就推出了仿制的珀晶制品。张同禄诉诸法律，打响工艺美术行业维权第一枪，但官司一拖再拖，最终以被告赔偿6000元告终。

“漆器行业的专利不是很好申请的，我们以前为成都漆器特有的一些工艺进行过申请，都没有成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都漆艺传承人、成都漆器厂艺术设计总监尹利萍说，雕银丝光是成都漆艺“三雕一刻”代表性工艺之一，但申报材料被打回来了，专利局认为这项工艺延续了唐代金银平脱的技法，是一种发展和延伸，祖辈流传和企业丰富工艺之间，有一点各脉同宗。

“我们还可以对产品进行版权申请，但申请后别人照样复制。”尹利萍说，漆器的造型和纹样稍微一改，哪怕是一个枝丫一变，都很难被认定是侵权。

商标是一把法律上的保护伞。但李杨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漆器行业关注的人太少，商标的认知度还没有起来。成都漆器厂注册商标为“神鸟”牌的漆艺曾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一等奖，但商标并没有在商品推广上发挥太大作用，还需要和企业名一起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吕品田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诉诸现代法律制度的保护方式依然还在探索中。在利用传统手工艺文化资源满足大众消费需要时，应该有一种全局眼光，首先强调保护。在市场上迅速获利的功利之心使人们对潜在的危机和无形的破坏认识不足，即使将来算经济账，也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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