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凯撒的魅力 特朗普抓内鬼只会巩固反抗传统
近日，《纽约时报》的一篇匿名“反抗者”的文章使本就风波不断的白宫再掀波澜。这篇名为《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反抗者》、大肆批评并揭露了不少白宫内幕的文章刊出后，特朗普誓言抓出“内鬼”。不少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纷纷表态，撇清嫌疑，表示忠诚。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是一个特殊的美国，是一个关于“忠诚”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的美国。当然，美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大谈忠诚的年代。20世纪40、50年代初之交，在外，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不断壮大，在内，同情共产主义理想的“变节者”频频出现，不仅麦卡锡运动趁势而起，美国府院也高度重视联邦官员和雇员的忠诚，接连颁布各类忠诚和审查法案。彼时毕竟是剑拔弩张的冷战时代，而且与美国竞争的苏联阵营确实风头正劲。更兼共和党当时已经在野了将近20年，为了重新夺回政权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迫切希望用“软弱”“通共”来打击执政的民主党。
然而，在谈不上有多大“内忧外患”的当今美国，忠诚问题成为美国国内大讨论的焦点诚可谓是咄咄怪事。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次还不是两党互相抨击对方“不忠”，而是行政部门内频频“自爆”，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特朗普更是时不时就要在讲话和推特中明嘲暗讽下属和前下属们不忠。终于，这一切在《纽约时报》的匿名文章后到达了至今为止的高潮。
不是问题的问题
古今东西，忠诚都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其指向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国家、事业和理念。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要在多种不同的忠诚伦理之间做出平衡甚至是抉择。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每到改朝换代之际，总有很多人要苦苦挣扎到底是忠于家族、忠于君主、忠于王朝、还是忠于所谓天道或者天命。近代以来，随着权力的逐步法制化，这种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譬如在当代美国，通常情况下忠于总统本人、忠于职责和道德、忠于美国宪法和人民基本上并不存在矛盾。正如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这样的司法和情报官员所言，美国总统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要求忠诚。因为除非总统本人已经或者准备违背法律，他们只要恪尽职守，就已经是忠诚地为总统服务了。
因此，对于特朗普之前的诸多美国总统而言，下属能否保持忠诚算不上什么问题。因为在法制型的权威之下，服务于最高行政长官个人与服务于自身职责和宪法法律基本上就是一回事。而且，明确了职权范围的法制型政府也切实保障了美国的行政官员对总统说“不”的权利。在出现根本性的意见分歧时，下属往往会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直言不讳，而不必强求一致。虽然冲突的结果难免一拍两散，但是这并不会被看做不忠，反而是一种诚实的体现。例如，迪安·艾奇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代理财政部副部长时，就没有接受罗斯福的暗示，拒绝在国会听证中为总统的货币政策说好话。之后，艾奇逊虽然因为“与总统政策不一致”而辞职，但是其忠于原则的立场反而增加了名声。艾奇逊不仅因此在数年后重新加入了罗斯福政府，入职国务院，还以此为契机最终成为杜鲁门的国务卿，成就了一番事业。
此外，在相当“特殊”的美国行政部门中，忠诚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在立国之初，面对伸张部长权力的联邦党战友、亲密的政治伙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的三权分立是在三种权力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在每个权力内部。在行政部门中，总统有绝对的权威，任何行政官员都是总统的下属，他们的职权都来自总统的授权，不存在内部制衡问题。这一点也得到了国会的认同。
在解决了法理问题的基础上，为了在现实运作中确保行政部门本身的“上下一心”，美国还是政治任命最为广泛、最为深入的发达民主国家之一，总统可以任命各个层级约10000名联邦官员。尽管在任命少数高级官员时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能“肆意妄为”，但是绝对不会出现总统本人不喜欢、不希望看到的人选。对于大部分总统而言，他们与行政部门的主要官员的关系不是私人朋友、政治盟友，也至少是恩主和从者的关系。因此，至少在行政部门内部，美国政府通常情况下就是一个朋友圈，对朋友和对上级的忠诚基本是一体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出现的是“抱团取暖”或者“小团体思维”。譬如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人在离任之际都是批评众多，前者更是众矢之的、支持率跌至谷底，但是其下属虽然在具体政策上或有分歧，但大多仍然视他们为伟人。换而言之，中高级行政官员对总统“过于忠诚”才是美国政治中的通病。与此相较，特朗普政府如此广泛、严重的“不忠”问题堪称传奇。
合理的“不忠”
《纽约时报》刊出这篇报道之前，美国舆论已经围绕特朗普政府讨论了很久的忠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自己“求仁得仁”，因为正是他本人对下属的忠诚有着特别执着的要求，希望所有的联邦政府官员就像公司雇员一样完全忠于他本人。但是显然他错误估计了形势。从执政的第一天起，特朗普就发现，统治者如果得不到被统治者的认可，其权力的行使将大打折扣。更不用提，很多政治人物仅仅是将他视为暂时的政治盟友，而非需要对其效忠的最高长官。
在特朗普的视角看来，白宫、政府乃至整个共和党中都充斥着“不忠者”和“叛徒”，他们鄙视他本人、泄露他的信息、秘密反对他的政策、公开搞垮他的政治行动。从和澳大利亚总理打电话中的咆哮到和俄罗斯大使交谈的内容，不管多么私密的信息，总是在从白宫源源不断地流向新闻媒体。国务院、国防部还有各个情报和司法机构，谁都不把总统的政策放在心上。国务院和国防部频频表示在安全政策上他们自有“正经”主张，不会让特朗普乱来；情报部门发布的消息总是与白宫期望的恰恰相反，决不在“通俄门”上开绿灯；至于司法部门，就连总统亲自任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都对“保护”特朗普毫无兴趣，而副部长以下也没有一个信得过的“自己人”。更不用提曾今重用的竞选助手迈克尔·科恩成为第一个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是在总统的直接指示下犯罪的被告，这位曾经对特朗普极尽吹捧的人悍然表示：“是总统让我触犯法律，因此他也有罪。”
在这一桩桩、一件件“不忠”事件的积累下，一切终于发展到了政府内部的“潜伏者”公然在报纸上下战书的地步，而这也反映出特朗普的权力的合法性已经岌岌可危。
对于这些“抵抗运动”，批评和称赞的声音都有。批评的观点归根到底是就是认为这种抵抗侵蚀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即联邦雇员将自身的价值理念凌驾于美国的民意之上，毕竟特朗普是由大选选出的，其权力代表的不仅仅他本人，还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此外，这种做法也会造成行政部门的分裂，不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这种批评没有回答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果总统本人正在违背制度和法律，或者其所作所为将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时，其下属应该如何是好。传统的观点认为，下属虽然应当服从上级的指示，但是并没有赞成其指示的义务，如果意见相左，可以公开提出辞职并表明原因，以提醒国会和公众关注这一政策分歧。但是，也有另一派观点认为，即使与上级意见相左，如果自己留在政府内能够对情况有所助益，还是应当忍辱负重，力求在政策的后续制订和执行过程中降低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失。无疑，这种做法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对总统政策的“阳奉阴违”“瞒天过海”，甚至是和外部反对力量“里应外合”。这一观点契合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中的忠诚观，即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物拥有天生而致命的缺陷，他们的顾问和下属要做的不仅仅是服从和满足他们，而是要要时刻考虑公众利益，将君主们的政策导向公众利益。
正是因为“不忠”行为本身在伦理上的合理性和美国社会对此的广泛同情甚至是支持，特朗普政府内的抵抗运动才会愈演愈烈。这也恰恰契合国会的利益，以往国会面临的是“铁板一块”的行政机构，经常有“水泼不进”的抱怨。如今，行政部门内部矛盾重重，立法机构反而能够加强对行政部门的了解和影响，不管嘴上怎么说，心理也可谓乐见其成。
美国政府中的反抗传统
特朗普如今面临的问题历史上其他美国总统也遇到过，但是规模没有如此之大，程度也没有如此决绝和激烈。一般而言，对总统的反抗大多局限于某一个具体议题，可谓“对事不对人”，也很少出现不同机构之间的串联。例如，杜鲁门在二战后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决定承认以色列的独立国家地位。这在当时遭到了国务院、国家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反对，它们认为此举将意味着把其他一大批阿拉伯国家推向苏联阵营，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战略布局和能源安全，“有百害而无一利”。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一度考虑以辞职表示抗议，但是最终还是决定留在政府内，“改善”这一政策的执行状况。国务院的中下级官员，对于来自白宫关于中东政策的指示，也常常是拖拖拉拉、阳奉阴违，使得杜鲁门对国务院官员也是疑虑重重。在越南战争中，约翰逊也知道国务院存在着强大的反战派，因此他告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斯托千万不要将日常午餐会的机密谈话内容透露给国安会的下属，因为其中的国务院官员将很快把对政府不利的消息传递给媒体。
可以说，美国政府内部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反抗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可以说也得到了各届总统的容忍。包括杜鲁门、约翰逊在内，他们虽然并不喜欢下属的反抗，对于故意泄露政府秘密更是非常恼火，但是并不愿意真地去“抓内鬼”。其中只有尼克松是一个例外，但是恰恰是他的“管道工”们引发了水门事件，导致了尼克松的黯然下台（尼克松时期成立了“管道工”小组，调查白宫泄密情况，在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的行动即是该小组成员组织的——编者注）。因此，可以说总统和下属官僚们的博弈本来就是美国政治中的正常“戏码”，反倒是特朗普“大惊小怪”，而他的反复咆哮只不过证明了前任们的政治智慧：在美国这样的政治制度和开放社会中，“抓内鬼”只会导致人心惶惶，暴露政府的虚弱无力，根本起不到遏制的作用；最高统帅们可以做的，只能是适应这一传统。
事实上，这一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建国时期。那时，包括联邦党人在内的美国国父，期望仿照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原则，建立起一个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共和国。而所谓的混合政体，就是把君主、贵族和民主制度的优点集中于一身，而不是让任何一种政治原则发挥到极致。因此，即便总统是得到民意授权的最高行政长官，美国的立国精神也并不鼓励行政官员对其符合“民主原则”的绝对忠诚，而是要保留“贵族原则”下的独立的判断和行为余地。在这种语境，布鲁图斯对凯撒的背叛和暗杀恰恰证明了他对罗马共和国的忠诚，代表了共和国的精神和原则，哪怕布鲁图斯此举背叛了朋友、上下、乃至父子之间的忠诚。
好在，特朗普本人的所作所为倒是没有让这一传统陷入难堪的局面。毕竟，特朗普对于朋友和下属几乎毫无忠诚可言，其口中的忠诚是单向度的忠诚，并不包括对下属的保护和尊重。他的下属，即使位高如蒂勒森、权重如班农，也要么在离开白宫后大多饱受羞辱，要么在分道扬镳后反目成仇。因此，特朗普根本没有凯撒式的魅力，也就少了很多伦理争议上的麻烦。毕竟，对特朗普的默默抵抗无论于国于己，大多是顺理成章、两全其美，免去了很多良心上的矛盾和冲突。于此而言，特朗普倒也是从反面巩固了美国政治中的反抗传统，日后甚至还可能多留下几段佳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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