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出版家、编辑家陶亢德
经过多年整理，拙编《陶亢德文存》终于付梓了。借此机会，我想简单谈谈这项辑录工作的缘起，以及编辑过程中的心得和甘苦，并略及对陶亢德其人和其作品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与理解。
2013年11月，一通鲁迅写给陶亢德的信函在拍场卖出天价，引起媒体纷纷报道。此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先生来我馆借书，当时他提议，由我着手，将编辑家、出版家陶亢德先生的文章辑录成书。赵先生与陶亢德先生的女儿、翻译家陶洁女士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又觉得我在图书馆工作，查询、整理资料的条件最为便捷，因而有此鼓励。我当时有些犹豫，但考虑了不久就答应了，因为这项工作确实有很深入的意义：首先，陶亢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他的文章对研究民国时代文坛情况和出版情况有着重要作用；再者，陶亢德的前半生劳苦功高，但又经历复杂，晚景坎坷，辑录他的文字，对他会是一项非常好的纪念；另外，陶亢德是绍兴人，是鲁迅、周作人的同乡友人，而我的籍贯也是绍兴，故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当然，同时也有一点估计不足——我当时觉得陶亢德先生以编辑家、出版家名世，其本人的创作文字不会太多，辑录难度不会太大。后来进行的工作事实上远远地超出了原有预期。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陶亢德参与编辑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主持了人间书屋、亢德书房等重要的出版机构，催生了《骆驼祥子》等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杰出编辑家、出版家。早在1935年，陶亢德与林语堂合作创办人间书屋时，就曾定过两条方针：“对读者：出书内容必择优良，印刷务期精美，定价力求低廉。对作者：版税尽可能增高。”这两条充分显示了陶亢德认真经营出版事业的初心，是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作品，为尊重作家并提高待遇，而非纯粹基于商业目的牟取一己之利。他是知行合一的，曾不惜以百分之二十五的超高版税作为老舍写作《骆驼祥子》的报酬，还曾一掷百金作预支稿费，邀请郭沫若写《海外十年》。作家徐訏曾说：“陶亢德是一个上好的编辑，他办刊物，从拉稿选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以及与书贩打交道，一个人都可以做，可说是一个全能的人材。我一生遇见过好的编辑很多，但像亢德这样全能的人材则没有第二个。”[《念人忆事（二）》，原载台北《传记文学》1969年3月号]编辑周黎庵也说，要不是中间发生了波折，陶亢德“说不定会成为王云五或邹韬奋式的人物”。知心朋友称誉他的实干精神：“试把亢德来和中国的某某大印书馆的主管当局来互相对照，感情一点的说，我们不免会看出旁的当局其实是因印书馆多年的基础而成基立业的，亢德自己的书房则由编译到出版，印刷到销售，无一不是绞尽自己的脑汁，尽心为读者作嫁。……亢德以极少量的资本，翻译出哈菲露克·蔼理斯的书，厚册的《读者文摘》之文摘，印行了周作人的散文随笔，瞿宣颖的《人物风俗制度考证》，以及老舍的长短篇创作，宁非异事。”（爱棠《记陶光燮》）他编辑事业上的诸多亮点，可于上述知情人的称誉中得窥一二。
陶亢德曾说：“我素来编而不作，只会请别人写文章。”（《谈杂志》）这话并不全面，因为陶亢德文字生涯的最早期，其实有过一个勤奋创作小说的时段。1933年4月，在邹韬奋的帮助和支持下，陶亢德用“徒然”的笔名在生活书店出版了《徒然小说集》。这本集子里只收了八篇小说，但涉及农村生活的方面却已非常丰富，如《驴》涉及农民受欺而杀人，《如仁先生》刻画了一名无聊的乡镇政客，《仲篪先生》反映了小镇知识分子的沉沦，《瑛妹》则写了农村妇女婚姻的不幸。而城市题材中，《阿保》写了童工的悲惨，《两男一女》描绘苦力的性苦闷。除此以外，《过年》里能干的贤良嫂显然带有作者母亲的影子。邹韬奋亲自为这部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也谈出了陶亢德创作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然而《徒然小说集》里所收的八篇小说，只是陶亢德虚构类作品中的一小部分。目前我一共搜集到陶亢德创作的小说七十馀篇，均已收入《陶亢德文存》。其中最早的一篇，名为《废纸制造家》，刊于《红玫瑰》杂志第二卷第四十六期，1926年10月16日出版，当时陶亢德年仅十八岁。杂志主编赵苕狂在这篇小说的编者按里说：“这位陶君哲盦，照他稿纸上所注，这篇小说，不是已是他创作中的第二十二篇了么？”分明显出陶亢德创作初期的勤奋。
《徒然小说集》出版前后，陶亢德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编辑上来了，其后他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以杂志编者的角色出现在文坛上。1944年，陶亢德曾在一篇回忆文章《自传之一章》里记述道：“我今年三十五岁。屈指算来，这短短的三十五年之中，倒给编辑生涯占去了约三分之一，其间我所参与其事的，共同发起创办的，手创的，主编的，与人共编的杂志，仔细算算已经快近二十种。”此时已是他作为杂志编者的末期了。现在再加上1948年编辑的《好文章》丛刊，目前可以确定陶亢德曾参与其事的杂志，大致有以下这些：
《白华》《生活周刊》《星期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宇宙风乙刊》《西风》《宇宙风·西风·逸经非常时期联合旬刊》《大风》《人世间》《天下事》《天下事（港刊）》《古今》《中华周报》《东西》《风雨谈》《中华月报》《好文章》
作为杂志编者，免不了要用各种笔名为杂志撰稿，评点海内时事、告知杂志进展、补白添彩，做许多辛辛苦苦默默无闻的工作。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零散文章和编馀文字，应是《陶亢德文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笔名繁多、不易查考，则给录文过程带来了困难。具体到陶亢德其人，我先翻阅“笔名大王”陈玉堂编纂的相关辞典，虽稍有助力，却也发现其中有不少硬伤，如将《实庵自传》的署名权从陈独秀归为陶亢德，简直令人瞠目。之后循着相关线索进一步摸索，遂有了一些发现的乐趣。如调阅陶亢德在苏州与朱雯、邵宗汉、周新等人合作编辑的《白华》杂志原刊时，从中辨出一篇署名“岂文”的随笔正符合日后陶亢德自己在回忆文章里的记述，可证明是他的早期创作，便赶紧用笔抄录下来，而后录入电脑。其后，又陆续发现了“哲安”“岂哉”等新笔名。
陶亢德生平其他时段所用的笔名，特别是1949年至1951年间以特约撰稿人身份在唐大郎主编的上海革新小报《亦报》上所使用的笔名，现有工具书均没有给出有参考价值的记载，只能以金性尧回忆文章的提示，按图索骥，边翻报纸边推敲，幸而终于有所发现——陶亢德在其上的笔名，除了金性尧记得的“孺牛”“雪窗”和“某甲”之外，我还找到了“一乙”“文渊”“甘为”等。
在《陶亢德文存》的整理过程中，我与陶亢德先生的家属渐渐熟识，自始至终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也了解到了他们的苦痛和辛酸。陶亢德在沦陷时期有过一段“落水”经历，战后因“文化汉奸”的罪名被捕判刑。在录文刚进行几个月的时候，我曾与友人商量，想把陶亢德在沦陷期间旅居日本时所写的一批文献价值较高的文章先行结集，当时却遭到了陶洁女士及家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选取的这时期作品不能反映陶亢德整个编辑生涯的全部，其立意也并不妥当。当时我以为家属对陶亢德的历史问题还有所顾虑，不愿意将陶亢德的全部文章公之于众。好在陶洁女士很开明，她当时回复我的话也无疑更站得住脚：“我们非常希望能出全集（即《陶亢德文存》），这一点我们之间是有共识的。目前我们没有“不想把全部文章公之于世”的想法。这是历史，还是应该反映历史真相。我们只希望能看到全貌，而不是个别篇章。”既然再次坚定了这个共识，我与家属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便合作得非常融洽和顺利了。通过家属的帮助，我还找到了陶亢德在《新民晚报》上用“小楼”等笔名发表的动物题材的随笔。
今日陶亢德之名在出版史上的被湮没，主要原因是他在“孤岛”沦陷之后的“落水”。个中细节，家属曾对我谈起：当时陶亢德要赡养近十口之家，家累颇重；他是自学成才，没有文凭，无法改行去从事家庭教师等其他职业；战前所买的存单在战争动荡、货币贬值之后，又都成了废纸；而沪港交通断绝，托徐訏与远在重庆的老舍联系，请求帮助而未成。这个沉重的历史问题，不仅使陶亢德在抗战胜利后遭到逮捕、判刑，更使他在后半生遭受苦痛、背负骂名，还连累了陶家子女日后的生活和工作。陶亢德抗战后受审时，其罪名主要为两条：一、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二、主持了日资太平书局的工作。后来他被判入狱三年，后经上诉，奉判缓刑而获减刑释放。
本次编辑的《陶亢德文存》共分四卷，收入在书籍、杂志、报纸上发表过的虚构和非虚构创作，不收译文，总字数已近一百万字，绝大多数由笔者以一人之力录入电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陶亢德先生家属和宋希於、山口早苗、吴盛青等友人的无私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陶亢德在我心里位置特殊。我对他的处境是同情的，对他的编辑生涯是羡慕的，对他的遭遇又是惋惜的。我虽然称不上是他的隔代知音，但很荣幸替他编成了这套书。逝者已矣，来者可追。希望本书能够帮助广大读者更全面更完整地认识陶亢德，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广大研究者深入研究陶亢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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