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法德、斥欧盟、反脱欧 希腊前财长怎样“改变罗马帝国”？
12月23日，前希腊财政部长、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克斯在英国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就欧元区与欧盟民主化危机问题发表演讲。24日法国《国际邮报》发表了对他的长篇专访，谈及“黄背心”运动与马克龙改革，意大利与欧盟的预算之争，以及英国“脱欧两周年”等话，瓦鲁法克斯指出，欧元区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
早在2015年担任希腊财长期间，瓦鲁法克斯就曾猛烈抨击欧盟干预成员国财政预算的紧缩政策，批评欧盟对希腊国家破产救援不力。他于次年在德国柏林发起了“到2025年建立民主新欧洲”的欧盟民主化运动宣言（DiEM25），宣布自己将在当地参加2019的欧洲议会选举。一个月前（11月28日），瓦鲁法克斯应邀参加了在奥斯陆举办的Xynteo Exchange全球政商领袖峰会，在“欧洲交付计划”（Europe Delivers）主题论坛上发言。该计划旨在探讨气候环境恶化、国际贸易纷争不断、政府机构失信于公众舆论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领导人如何积极应对维持经济增长。他在发言中再次重申欧盟是一个“非民主”组织的观点，在现场500多名与会者中引起震动。尽管他极力抵制欧盟的现行体制及其应对欧元区危机的一系列措施，但他仍坚决反对欧盟及欧元区解体，警惕可能的“脱欧潮”。
以下是法国《国际邮报》驻英国记者盖瑞·费海利（Gerry Feehily）对瓦鲁法克斯的采访。
2015年您担任希腊财政部长时，曾与您的德国对手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üble前德国财长）就拯救希腊的条件进行过一场令人难忘的较量。今天您的名字却出现在2019年5月欧盟大选德国首都的代表名单中，这是为什么呢？
瓦鲁法克斯：您应该还记得我们的《欧盟民主化运动宣言》就是2016年在柏林发表的。选择这里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我们有意为之。我们希望以此来表达的象征意义是：欧盟的民主化进程只有从德国开始，才能实现全欧洲的民主和团结。为什么是德国？因为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要想改变罗马帝国就必须到罗马去，这就是为什么要改变欧洲只能以柏林为起点。
我们还想指明一种新型的政治形态——跨国政治。我们认为，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建立政党，提供一套选举程序对该国公民作出种种许诺，在民族国家同时又是欧盟成员国的今天，这样的旧体制在是创造和延续种种幻觉。如果我们不在欧洲层面开展政治活动，如果我们不发起一场应对欧洲可能发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运动，我们就将面临欧盟的分裂，而这将为所有欧盟成员国带来巨大损失。那么有什么比在德国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更好的选择呢？
在您今天早上（12月23日）的演讲中，您提到当前各国的储蓄率水平之高前所未有，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也非常少。
瓦鲁法克斯：德国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个在钱堆里游泳的国家。德联邦政府受益于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预算盈余。银行被外资存款撑爆了。要是您是意大利人，您会把钱存在哪儿？小家庭拼命存钱，大企业努力转移，而一半国民的生活水平却比不上十五年前。这看似不可理喻，但深挖下去就能看出，德国的投资水平远低于其国民收入。基础设施没有得到维护，医院也比十多年前更加拮据。这些都是在贸易天平上靠勒紧裤带获取巨额盈余所要付出的代价。
法国总统想在紧缩政策上令柏林屈服，但似乎没能成功。
瓦鲁法克斯：说实话，我很了解埃曼纽尔·马克龙。我在位时和后来都和他共事过。在个人层面上，我很欣赏他。关于欧元区存在的问题，分析它为何造成通缩效应，促使欧盟分裂，成为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温床，我们的见解非常一致。当然，我们也有些分歧，尤其是对他的改革措施。
马克龙认为，法国延续至今的经济体制会在今天的欧元区格局下窒息，这一点他没看错。法国经济通过统一货币和德国经济捆绑在一体，就将继续处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的趋势，因为德国的资本集中程度远高于法国。
法国的资本密集度在所有地域和经济领域都很低。要使两个如此不同的经济体紧密共生，又无法利用汇率调节，保持两者之间货币联盟的唯一方法就是限制法国的需求。换句话说，整个国家的所有领域都在拖后腿。这一点马克龙很明白。
说得客气点，他的决策就是要将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和财政预算“德国化”。他以此为目标干了一年，然后跑去跟默克尔说：“看我做了这么多，现在我们必须结成同盟，制定统一的预算，承担统一的失业保险等等。”在马克龙当选总统之前，我就向他指出过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胜出，如果失败，他就要面对一场典型的法国式反抗运动，即便能成功，德国总理也只会回答他：“不，非常感谢你把法国变成了德国，可你从我这儿得不到任何好处。”
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瓦鲁法克斯：他使法国劳动力市场德国化的措施，是通过放宽劳动法来赋予雇主更多权利，这是德国在十四年前的做法。然而，正如我一直所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政策是一场零和博弈：想要在游戏中比其他对手更有竞争力，除了削弱对方别无他法。2004年哈茨第四阶段社会救济改革方案（Hartz IV）在当时是有效的，缓和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它能够卓有成效是因为在法国没有类似的举措。如今想再复刻那时的成功为时已晚。此外，德国是在全世界需求膨胀的时代施行这些改革的。在一个繁荣的大环境下，如果你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又拥有那样巨大的出口市场，你的确可以赚取巨额利润，这就是当时德国的情况。可是像马克龙这样，在需求和投资陷入停滞的时代，以德国模式来改造劳动力市场，是没机会重振法国经济的。
由于这一根本性的错误，马克龙推进了法国民粹主义的抬头，却在默克尔那儿一无所获。这是一项重大失误，大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也有可能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不该干等德国联邦选举产生结果，不及时采取行动，而应该从就职总统第一天起，就向默克尔施压，告诉她：“我们法国要这样去做，我认为这对欧盟是必须的。请从现在开始加入这项融合方案，否则我会像戴高乐那样反对一切。”你们还记得戴高乐抵制欧共体会议时的“空椅子政策”吗？假如马克龙也这么做，默克尔就必须在联邦选举之前作出决策，而他却指望着她赢得大选之后再来支持自己。然而，即便默克尔大获全胜，她也绝不可能在联邦议院里宣布：我和马克龙达成协议，我们将组建共同的财政部，发行欧盟债券，或者其它诸如此类决定。未经议院许可，她永远不可能擅自做决定。
马克龙曾有过六个月的“宽限期”来建立一个新欧洲。别忘了他春风得意时被当作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希望，又是默克尔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在那时就采取行动，有可能在欧盟层面占据领导地位，而在法国，他早该对地区发展停滞问题下手整治，也就不会触发“黄背心”运动。
正由于经济形势像您描述的这样艰难，向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加征燃油税，对马克龙来说不也是一个重大错误吗？
瓦鲁法克斯：在那些落后区域，人们感觉被抛弃，认为自己孩子的未来可能比自己还要遭。他们眼看着钱像潮水般涌向大都市，眼看着马克龙和他的拥护者为英国脱欧而雀跃，因为巴黎的银行将空出大量职位，而他们自己却要面对周边基础设施的破败、劳动条件的恶化、工厂关闭，以及物价上涨。前段时间我和尼古拉·于洛（Nicolas Hulot法国前环保部长）相谈甚欢，他告诉我能源转型改革得不到财政的支持，根本无法完成。
今天，威权政府都在提高柴油价格。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我不想质疑高价出售化石燃料的必要性。可是当人们知道，政府不会大力投资绿色经济，给他们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而只会把更多资金存进巴黎的银行，对富人降低房地产税，对他们却还要增加他们去干“破工作”的出行成本，这真的是在向他们宣战了。
说到您本国，希腊要承担未来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的负债。
瓦鲁法克斯：没错。而今天，意大利也处于这样极不稳定状态，经济停滞、负债严重，还要为预算赤字而斗争。布鲁塞尔要制裁罗马，于是实权在握的意大利极右翼领导人塞尔维尼（Matteo Salvini）越是攻击欧盟，他就越受欢迎。
真是场大戏，不是吗？问题是塞尔维尼和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欧盟委员会主席）两人都错了。从客观上来看，塞尔维尼和容克其实是一对同谋。他们水火不容，可他们要是够狡猾，也许会惺惺相惜。因为塞尔维尼的所作所为少不了布鲁塞尔，是欧盟让他看起来像个捍卫祖国的爱国志士。欧盟无效的紧缩政策是挑起意大利国内不满情绪，致使塞尔维尼崛起的根源，而且到5月的欧洲大选之后，还可能为他赢得意大利总理的实际职位。在此之前，容克、马克龙和默克尔这些人都会不断地对他们的选民唠叨：我们知道你们不喜欢我们，我们没处理好欧元区危机，使你们深陷困境，可要么选我们，要么就得选塞尔维尼了。
这正是马克龙为明年选举所准备的策略吧。
瓦鲁法克斯：正是如此。所以他们才惺惺相惜，说不定还互相写情书呢。然而他们俩都做错了。以意大利预算问题为例：罗马提出2.4％赤字的预算草案，布鲁塞尔希望将其限制在0.8％。萨尔维尼不该就这样宣布意大利有权违背现行规则，而不提出新的规则建议。因为在欧盟严密的规章框架下，说不喜欢这些规则是荒谬的。我在欧盟谈判时，从没说过我不喜欢这些规则，我指出它们是在一些毫无根基、从未存在过的规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无法尊重依据它们作出的决策，因为那将摧毁希腊，所以有必要建立新规则。
不过我只是管理过一个破产小国的财政。如果你是在意大利这样一个身负2.3万亿欧元巨额债务的大国担任总理，你就有一定分量了，你可以有足够的立场去说：“我要求欧盟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规则。如果你们不接受，我将会违背现行规则。”可是塞尔维尼永远不会提议出题任何新规，因为他根本不想要欧盟，他渴望其解体。
假如梵蒂冈召唤神力，让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 法国前财长，现任欧盟经济与财政事务专员）领导一个亲欧盟的政府在罗马当选，推行他所主张的规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在我们对话的此时此刻，意大利调整了最初的预算赤字，将其降低到了1.9％，根据现行规定，它不应该超过0.8％，换句话说，对意大利采取紧缩政策还要逼它再降1.1％。这个国家正陷入衰退，当我们对一个经济危机中的国家实施紧缩措施，正如对我国所做过的那样，我们就是在摧毁它。所以现行规则具有可能摧毁意大利的效果，而这是布鲁塞尔打算遵循的路线。
你想看到谁赢，罗马还是布鲁塞尔？
瓦鲁法克斯：我拒绝站队，我希望塞尔维尼和容克都失败，因为他们损害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利益。通常很难听到我这种论点，因为人们总喜欢这类针锋相对：“你站利物浦还是曼联？”但事情不能这样去理解。布鲁塞尔和萨尔维尼是一条船上的，而我们需要的是能改变规则的明智政策。
比方说，如果欧盟愿意遵守欧盟财政契约，它必须要求欧洲投资银行（EIB）在意大利启动大规模投资计划。该计划不应包含在意大利本国预算中，这样欧投行既能填补限定赤字的0.8％和契约规定最高3％（注：2012年，除英国、捷克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即欧盟财政契约，其中明确规定，对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3%的国家实施自动处罚 。）之间的差距，又能向绿色能源、交通领域，以及高速公路维护保养这种每年都害死不少性命的重要项目实施大型投资。通过刺激需求，这个计划可以控制住预算赤字。一些必要性的投资可以“欧洲化”。欧投行可以自己发行债券来对投资进行干预，而欧洲中央银行也可以购买这些债券。根据现行规则，这是完全合法的。
您不仅个人反对英国脱欧，甚至还在公投期间在英国积极动员人们抵制脱欧。您这种立场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因为大家知道您同时也将欧盟描绘成一个非民主的区域。
瓦鲁法克斯：我记得在我印象里，留欧最大的敌人恰恰是那些缺乏批判精神，总是拿诸如“投票支持脱欧就是世界末日”这类论点去揣测最坏结果的人。他们不明白这只是在唤醒“伦敦大轰炸的幽灵”，大多数英国人都会很自然地反应说：“我们走吧，未来越艰难，我们将越能重拾我们的荣耀。”只有少数坚持“欧盟是世上最美好的发明”理念的人除外。不过，所有这些人都见过我的国家曾经的遭遇，他们都亲眼见证了我在今早的演讲所解释过的——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欧盟是一个非民主的区域。
不过，欧盟从它创立之初就是一个非民主区域。看看巴尼耶（Michel Barnier英国脱欧谈判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他当然极有智慧，但却是缺乏民主责任感的完美例证，和马丁·泽尔迈尔（Martin Selmayr 容克手下以专横著称的前幕僚长）如出一辙。可是大权在握的正是他们。欧盟从创立起就像一个卡特尔，有着卡特尔式的组织机构。布鲁塞尔总部的使命就是把人民排除在外，保证民主制度不要渗透进来。这一点人们心里很清楚。所以去他们说欧盟有多好，离开它就死路一条简直是疯话连篇。
我们当然可以尝试劝阻人们投票脱欧，但是需要明确指出，尽管欧盟很无能，可这次公投所要验证的是我们有多强烈的愿望去离开它，而不是加入它。因为身在欧盟40年之久，这个国家早已和它密不可分，如果离开，受影响最大的会是那些穷人，那些甚至早就被英国政府遗忘和舍弃的人。投票支持脱欧是这些穷人对精英的报复，然而他们最终却自食其果。
我的第二条论据在于，一种进步的政策应该要力求尽量减少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有害影响，然而英国脱欧损害最多的就是这批人的利益。这是我当时的立场，而且至今未变。
可是要怎么做才能使这个非民主的区域民主化呢？
瓦鲁法克斯：我常提醒我那些支持脱欧的进步人士朋友，欧盟的确不是一个民主地区，可是别忘了英国在19世纪是什么样子。当工人运动刚出现、工党还在孕育时，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取代不民主的寡头政治体制和区域，要给白厅宫、议院等统治机关，给整个国家机构大换血，是要接管而非毁灭它，左派曾为之全力以赴。为什么我们不在欧盟层面也这样做呢？让我们把两套方案并列来看：一套是脱欧，一套是在英国、也在希腊各选出一个进步的政府，一起来投票否决欧盟的所有决策。我认为和英国脱欧相比，后者是改变欧洲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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