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宪：粤港澳大湾区是“跨字当头 融在其中”
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怎么能够“跨字当头，融在其中”，把大湾区建设成一个很有意思、很有前景的地方。
我想，今天我能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做分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众多学者中最早关注大湾区发展的人之一。
大湾区这个词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个“高大上”的词——“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模型。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把大湾区比喻成一个搅拌器：它就像一个水泥车，一边走一边搅拌，大家把自己要的东西，全都放到搅拌器里面，等到出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混合的东西。
中央在深圳划分的示范区，其实也是这个原理。这种模式将来还会不停地出现，大湾区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那么，这种模式蕴含着怎样的机遇呢？
大湾区为国家未来的社会体制改革探索铺路
为什么要讲建设大湾区？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也是在难的情况下还必须做的一件事。为什么必须做？这是我以前想不通的地方。但是从最近的发展中，我有了一点领悟。我们国家目前已经改革开放四十年之久。这四十年的前期，中央提出的伟大设想有两个，一个是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另一个就是“双轨制”。“双轨制”，是国内体制改革最关键的一个点，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争论，究竟谁应该为此拿到诺贝尔奖（笑）。
那么，“一国两制”和“双轨制”之间，可以有什么关系？
“一国两制”和“双轨制”，有一个特点是一致的，都是根据变通的需求而形成的一个过渡的安排。比如，“一国两制”的国策就有一个“五十年不变”的限定词，这也是邓小平先生的伟大之处。我们到今天，至少有九个“双轨制”——雇佣劳工、价格乃至教育等各方面，都是“双轨制“。但“双轨制”也是滋生腐败的巨大温床。我们走到今天，已经把经济刺激起来了，四十年的迅速发展，绝对是跟“双轨制”挂钩的。但我们还要把这样一个由变通性带来的制度永远继续下去吗？如果真的如此，未来就会出现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越到后面越难处理。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思考，怎样在未来回归到一种适合下一阶段长久发展的单轨制或混合制。
大湾区就是一个将来在这方面有实力形成新突破、新改革的区域。因为，过去几年中国开始提出，把制度转向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体制，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一个与此相呼应的解决方案。那么大湾区能否成为这样一个空间，成为我们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都可以出现革新的一个最早的实验点呢？我觉得非常可能。
大湾区：从外围解决香港发展困境的平台
从国家层面看，我们需要建设大湾区，那还有什么方面需要大湾区呢？这就涉及人口密度的问题。
中国的都市圈，如果从建成区人口密度来看，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等，都远远高过东京。而如果跟其他城市比较，比如纽约、巴黎，更是超出几倍。我们的城市人口密度在建成区范围之内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会带来什么问题？大家可能会想到楼价。其实我个人比较鼓励住高楼或者建高楼，我个人也曾经在高楼里住过。但住高楼的问题在哪儿？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房屋材质也有使用期限，年限过了以后，这栋房子可能变得粉碎，人必须要搬家。香港很多公屋都是1960年代建的，按照一般的推测，还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住在这些公屋里的人就要被迫搬家了。因为是高楼，所以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同时需要搬到另一个地方。政府要负责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并且帮他们安家，这绝对不是一个小事情。
在香港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电梯。老旧电梯需要更换，但电梯维修人员不够，怎么办？我们目前城市的高密度，就得益于大量的电梯。需要大量的电梯维修人才，但香港严重缺乏这类人力资源。
到现在，这些社会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了。刚刚讲到的楼龄和电梯，只是两个直观的例子。城区内的高密度，还会带来很多其他潜在危险。我们在做整体策划的时候都需要考虑到。
我有一位朋友，是港大的一位老师。我觉得他的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现在香港的问题这么难搞？你想一想，香港就等于是一个古董。古董的特点就是，不管你怎么搞，它都会贬值；最好不动它，它就会升值。现在的香港，就到了一个不能动的地步。
在不能动的前提下，怎样才能完善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除了我们待会儿要讲的沟通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办法在香港的外围来解决香港内部的问题。大湾区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
昨天在来的路上，香港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说，他觉得大湾区很好。我问他大湾区好在哪儿，他说了一句非常精妙的话，令我很惊讶。他说，大湾区就是一个机会，可以试验哪一个制度在大湾区实行最有效。
我刚刚提到的那位港大的老师的想法也是如此。既然香港被批评是土地霸权，是发展商控制了香港，那么，大湾区的土地不是他们的，我们能否控制土地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呢？这是一个可行的想法，或至少是一个可能的办法。
建设理想中的大湾区依然困难重重
这些发展中会遇到的问题，说起来很容易，一分钟就说完了。那么，到底难做在那儿？
第一，两边外部环境的差别较大。一方面，因为四十年的“一国两制”，两边政府自身的体制不一样。之前的演讲嘉宾讲到解决GDP的问题，香港的政府是不考虑GDP的，香港政府官员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在想着下一步市民会怎么挑战他、他应该怎么回应。所以，两边政府内部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
另一方面则是，两边文化基础不同。因为社会环境、网络环境的差异，当香港与内地进行信息交流的时候，双方对信息的理解程度和处理方式会有偏差，继而变成合作过程中的屏障。
第二，发展阶段不同。刚才说到GDP，香港政府为什么不考虑GDP？因为香港人不考虑GDP，他们已经过了考虑GDP的发展阶段。我二十年前注意到，香港对环保根本没有任何支持或关注，但现在他们特别环保。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发展经济的阶段，从而开始关心很多其他事情。
持续的沟通能为大湾区未来发展助力
那么，应该怎么办？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流通和交流，只要保持沟通，就有发展的希望。
有四个方面可以流通。首先是货运，毋庸置疑，这是最好的沟通。其次是人员流动，这方面现在也在改善，比如，目前香港人来到大湾区，可以按照香港的税收交税，鼓励人员的自由流动。第三是资金流动，这是香港最大的优势，在香港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这方面我们内地还有很多改革的空间。最后，最难的问题，是在信息流通上，我们要保证一家企业在香港的账户可以跟在内地那边的账户信息联通，因为如果不允许公司内部信息库间的无障碍联通，就会对商业发展造成阻碍。所以说，实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实现这种跨境沟通的改革空间，我们要充分利用大湾区这个平台，使得它成为下一轮经济改革的一个平台和突破口。
此外，大湾区的空间发展，需要我们城市规划的各界人士去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这其中我们更要强调融合。没有融合，香港不会有今天。作为专家学者，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具体融合过程的可能方案，使得整个区域更加国际化，向上走一个台阶。
那么，回到我今天的主题，大湾区究竟要怎么“跨字当头，融在其中”？“跨字当头“，形成了大湾区一国两制之间连接和过渡的城市群，能不能“融在其中”，完成五十年之后不变的使命，还要看我们的国家在不远的未来，能否形成一个能够适应新变化、信息充分的法制社会和科学的社会制度。谢谢！
【本文整理自大湾区香港中心研究总监王缉宪在2019BMW卓越城市讲堂活动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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