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特大V特朗普遭遇“推特劫” 或是美国幸事
5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加州在今年11月大选中邮寄选票的做法可能造成选举舞弊;随后,推特公司在该推特下方标注“事实待查”,理由是 “该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推文遭质疑,特朗普大为不满。他批评推特“干涉2020大选”、“扼杀言论自由”,并很快签署行政令,要求限缩社交媒体根据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款所享有的“内容免责”待遇。推特并未妥协,回击称总统才在“破坏言论自由”,并继续对特朗普发送的不当推文予以标注。
推特硬怼:“推特总统”连任之路生变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2017年初,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待媒体记者,与布鲁尼握手时候,特朗普对这位自己的一贯批评者说:“以后可要用一些美妙的词来写我哦”。布鲁尼后来多次总结:特朗普压根不恨媒体,他只是利用媒体。
对包括社交平台、报纸、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介,特朗普的态度是一贯的:利用。美国主流舆论对于这位乖张恣意的总统缺乏好感,这让直抵平民的推特成为特朗普的优选。执政以来,推特取代了电视、报纸甚至白宫新闻发言人,成为总统对外沟通、塑造舆论的主要工具。特朗普甚至通过推特来发布核心团队成员的任免通知,前防长马蒂斯、前国安顾问博尔顿等,都是通过推特得知自己被解职。
正是因为对于“推特力”有着远超常人的真切感受,特朗普一直无比珍视自己的推特账户。去年,他曾怀疑自己被限流,自己的粉丝被推特删除。此番推文被标注后,坐拥8000万粉丝的特朗普虽然大为不满且签发了总统行政命令,但其断然不会弃推特而去,因为那意味着将战场拱手让人,故而选择了“留下战斗”。
作为应对,特朗普政府仅在两天内便拿出了行政令,但这份行政令仅具象征意义:首先,行政令仅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研究措施,但从政策构想到落地执行,涉及多部门,费时费力变数多;其次,总统行政令不是国会立法,推特后期将大概率发起上诉,行政令或面临被推翻的可能。
目前,从推特坚决的标注态度看,特朗普未来的“战斗效果”很值得怀疑:总统推文下方那行时不时出现的蓝色“假冒伪劣提醒”,将终结特朗普“我口述我心”的自由,而经过标注的信息,由于其传播力和渗透力大打折扣,其对于末端粉丝的辐射范围、动员力度也必受影响。疫情当前,线下集会已受限制,一旦线上推文再遭“限流”,推特对于特朗普的助选效应必大大降低,而这必然殃及其选情。
固然,从当下一时来看,特朗普与推特的交锋恰值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突破10万这一关口,“总统战推特”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公众与媒体对于本土疫情走势的关注,于选情有利。但无论是口诛笔伐社交媒体,还是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抑或是点评明尼苏达州黑人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案等社会热点,都只能遮抗疫不力的“一时之丑”;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特朗普操纵热点话题,往往离不开引申、割裂、煽动、归责等核心流程,而推文动辄遭到标注,将严重阻滞了这套流程的执行效率。换句话说,就算特朗普今后碰到趁手话题,恐怕也很难像旧日那般享受基本盘山呼海啸的支持与呼应,这恰是“标注”将危及其连任竞选的内生逻辑。
230条款:四面楚歌却颠扑不破
上世纪末,美欧出于保护新兴互联网产业的考虑,对在线内容审核极为宽松。1996年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款和2000年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都对平台责任进行了限缩。美国要求平台坚持“通知-删除”原则,即 “不报不理”,欧盟采取类似的“移除规则”,即平台在知道侵权内容后迅速将其移除便可豁免侵权责任。在中、印两大后发互联网经济体中,这一“避风港原则”也得到体现。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信息的几何级增长,“不报不理”已不现实,壮大的平台也具备了自我治理并协同政府开展治理的能力,因此,全球近年来要求加强平台责任的呼声日隆。例如,在版权保护方面,2019年《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要求,内容分享平台需就用户上传内容获取权利人的版权授权;版权以外,随着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的蔓延,德、法、英国等国均已针对平台内容立法,各国均要求平台承担“主动发现”、“及时删除”义务,否则将被处以重罚,相关责任人亦可能被追究责任。
从全球立法趋势来看,绝对的平台免责已不复存在,以言论自由来拒绝内容审核已站不住脚。即便在平台依然享有充分豁免权的美国,各公司亦均在内容安全方面投入重金,脸书、推特在美国本土建立的内容审核机制,与面对全球用户的机制并无本质差别,且一旦出事(如2017年,14岁美国女学生莫莉·拉塞尔因在Instagram上浏览有害内容后自杀),平台的品牌形象、商业价值也可能迅速打折。
正因此,在今天对涉嫌虚假信息的推文进行标注,本是再正常不过,但唯独当审核内容为政客所发布时,事情变得复杂。美国之所以迟迟未针对平台内容进行立法,其根源并不在于所谓言论自由的掣肘,而是两党对何谓“内容违法”莫衷一是。
总的来说,民主党认为极端保守主义言论当属“仇恨言论”、“虚假信息”,理当被标记甚至删除;共和党则认为,平台审核规则普遍偏袒自由主义阵营、歧视保守主义。既然两党无法就“什么违法”达成一致,便都围绕“平台豁免权”做文章,以威胁修正甚至推翻230条款为要挟,给平台“压担子”,以使平台做出有利于己方阵营的动作。此次,特朗普出台行政令的逻辑,正在于此。
两党围绕230条款的争端,根子还在于美国社会。这方面的一个典例就是堕胎议题:民主党选民普遍认为堕胎权天经地义,共和党选民却认为堕胎无异于杀生,各州有关堕胎律令也都不一。在社交媒体侧,这一线下纠葛则呈现为,推特等平台更愿意接受伸张女性合法堕胎权益的广告,而拒绝那些反对女性享有堕胎权的广告,保守派据此认为推特“审查和压制保守派声音”。
从理论上说,只有国会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交媒体内容合规问题,但社交媒体上话题的复杂性和现实立法的局限性之间存在冲突,若在一个相对和谐的党派关系中,双方尚可就一些关涉重大的议题先行立法以供平台执行参考,但就美国当下两党持续缠斗的现实而言,新的立法几无可能。因此,230条款虽饱受两党诟病,但两党谁也没有底气去修正或者终结,否则,特朗普政府也不至于出台总统行政令这样的“临时补丁”。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交巨头在美国本土,依然将长时间与230条款共存。
脸书VS推特:商业利益还是公共利益?
有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作为前车之鉴,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面对2020大选原本已格外小心。除脸书之外,其他社交平台均已拒绝接受任何政治广告投放。推特、Youtube等平台还封禁了宣扬种族对立、散播阴谋论以及反犹主义的极右翼人士的账户,并禁止部分轻微违规账户通过广告途径营收。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此番推特与总统的骂战,将社交平台如何对待政客言论这一根本性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相较于推特总裁杰克·多西的“硬怼”姿态,另一社交巨头脸书的态度更耐人寻味,扎克伯格重申,“社交网络不该对政客发布的内容进行事实核查”,“私企不要做事实仲裁者”,暗示推特的标注行为越界。
扎克伯格的选择自有其理由:相较于民主党进步派沃伦等威胁要拆分脸书,实实在在推出减税政策的特朗普政府具有更高的政策确定性;市值远超推特,在全球拥有超25亿用户,因平台内容责任问题动辄得咎,脸书比推特更急于促成内容立法,特别是能够主导内容立法核心条项的设定;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扎克伯格提出“互联网平台受到的监管,应介乎传统媒体与通信服务商之间”,要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接受这一监管标准,显然离不开美国政府的配合。
虽然杰克·多西反复解释,标注特朗普的推文只为“事实待查”、便于人们自己做判断,推特无意当仲裁者,但平心而论,标注什么、不标注什么,本身就是一次裁决。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脸书唯一看重的是全球商业利益,故而选择了彻底的“平台中立”立场,将政客言论审核的权利与义务统一打包推给国会,自己谁都不得罪、闷声发大财;而推特的做法则稍显欠缺商业考虑,或将给自身引来麻烦,比如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轮番调查,但其也因此显得更有担当。
印证两家社交巨头不同面相的另一点在于,针对此次标注事件,杰克·多西表示“有责任,我一人担”;而就在5月中旬,脸书出资1.3亿美元筹建了一支仅有40人的“内容陪审团”,仅对“特别关键”的内容进行裁决,团队成员囊括了美欧重量级退休官员、学者、律师等,为公司架设内容安全的“政策防火墙”。
从这一角度出发,杰克·多西虽暂时没有万全的商业对策,但其针对政要的新标注政策,将有可能“归正”推特平台的内容生态,推动推特向“公共广场”这一初心回归。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着力于煽动、割裂和建构在未经事实考验基础之上的只言片语遭到标注,将有利于客观、严谨、系统的论述重新占据上风,公共舆论资源也不至于虚耗于鸡毛蒜皮之事,这对于提升真正重要的公共议题讨论效率和质量,将大有裨益。
就在总统行政令签发过后的当地时间29日,特朗普围绕明尼阿波利斯骚乱事件的某条推文再被标注。该推文中,特朗普说“(示威民众)抢劫开始之际,即为(警察)开枪之时”。若在过去,类似推文大概率顺利过关,但此次该推文被标注为“美化暴力”,而白宫推特账户转发该条推文后,也一并被标注为“美化暴力”,相关推文不得评论、点赞,这意味着其即便不被删除,传播效应也大不如前。
大V不再可以为了一己之私而火上浇油,这对于处于疫情和骚乱双重考验下的明尼阿波利斯,对于处于两党政争下的所有选民,都将是一件难得幸事。(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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