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成“芝加哥”的乡村与城市
2019年4月，我前往费城参加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的年会，之后在芝加哥有一个短期的访学机会。在出发前，我询问OAH的联络人夏洛特·布鲁克斯（Charlotte Brooks）教授，以什么方式前往芝加哥比较方便和划算。她告诉我，前往芝加哥的交通都很方便。最便捷的，当然就是乘坐从费城到芝加哥的航班，省时省力。但是，她也建议，如果我想领略一下美国中西部的风光，则可以乘坐火车，有二十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一路看风景。我最后选择了省时省力的方式。芝加哥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一则它长期是我的研究对象；二是2015年4月我曾在此转机，算是有一面之缘。四年之后，我有机会与芝加哥亲密接触，感受自然又不一样。我选择居住在芝加哥西区的洪堡公园附近，这里房租不贵，远离市中心的喧嚣，又临近公园，风景很好。
其间，我有一次来回跋涉近一百公里，乘坐轻轨和公交一路向芝加哥西北。从拥挤的街道，到高架桥，到隧道，到高速公路，感受到了大芝加哥（Greater Chicago）的魅力。从锈迹斑斑的市中心到郊区，就是另一种风景：清野空荡荡，草木绿油油。聚居的社区时而映入眼帘，都市的繁华无有，街角的喧闹不闻。我曾经在亨利·福勒的一部小说《跟着游行》里读到青年艺术家特鲁斯戴尔·马歇尔游学欧洲返回家乡芝加哥时的感想：“可怕的怪物，一个可怜的、垂死挣扎的怪物。真是催人泪下。没有哪儿比这里更毫无生气，也没有哪儿是如此的怪诞、令人憎恨、令人震惊。”（Henry Blake Fuller, With the Process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95, p. 87）如今，当我从洪堡公园附近的临时住处在公交车上沿着北大道到纽贝利图书馆，再到密歇根湖畔的林肯公园，这座城市的景观却未曾对我这个异乡人带来像特鲁斯戴尔那样的心理落差。芝加哥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它是怎样在历史进程中成为老中西部地区的一颗璀璨明星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所著《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作为一部获得班克罗夫特奖的作品，《自然的大都市》在探究芝加哥历史发展及其与西部腹地之间关系上堪称经典。该书最早出版于1991年，当时正是美国利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机进行经济调整、转型之际。美国传统制造业开始衰退，新兴的信息技术行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人们自然会忧心芝加哥这座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中西部传统制造业的重镇——的命运。从这个历史节点向前回顾一百年，恰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面对“边疆的终结”，芝加哥走到它的转折点。在《自然的大都市》中，芝加哥的故事就写到1893年。
克罗农将他的《自然的大都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走向中心城市”，追溯了“芝加哥”的来源，这一词语本身来自印第安语，意思是“长满野蒜的地方”。这一部分还揭示了芝加哥与其大西部腹地之间的关系，以及铁路发展对城市商业及其腹地的影响。第二部分：“从自然到市场”，克罗农采用了梅尔维尔在《白鲸》中的写法，非常细致地讲述了谷物、木材和肉类的商品化；同时，深化了第一部分涉及到的主题。第三部分：“资本的地理分布”，从“门户城市”的角度聚焦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并且将笔触落脚于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这一年，弗雷德里克·J.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发表了他那篇经典的“边疆”论文。从克罗农对“西部史”“边疆”“城市史”的拓展野心来说，这样的落脚点是再合适不过的。除了这三个论述主体部分外，《自然的大都市》的“序言”“前言”“结语”可以说是该书的灵魂。“序言”交代了克罗农的学术脉络和知识背景。“前言”以一个谜面式的标题“乌云笼罩下的芝加哥”揭示作者儿时的所见所闻、关于城乡二元对立的想法如何引导他去思考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结语”却以“我们走向何处”的标题使读者进入迷思，“门户城市”芝加哥终究不免衰落，给人以“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
但是，不管克罗农是“苦恼”（前言，第7页；本文引用页码皆为中文版页码），还是“无知无觉”（532页），他在这本书里欲探究的主题始终是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克罗农批判说：“城市史学家很少越过城市的郊区去看远处的内陆腹地，而西部史学家、边疆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则通常只关注农村和荒野地区，往往忽略了城市。因此，本书力图将城市与乡村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序言，第2页）作者同时强调：“城市和乡村有共同的历史，将它们的故事放在一起，才可以更好地讲述它们。”（序言，第2页）因此，围绕城市与乡村、自然与人类社会、东部与西部、芝加哥与其内陆腹地，《自然的大都市》实际上包含它们之间的四重关系：共生、依附、消费、等级。
共生关系。在《自然的大都市》中，克罗农从生态系统的角度，阐述了大都市芝加哥与其乡村腹地之间的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揭示了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并非作为二元对立而存在。克罗农实际上突破了城市史研究中的单向性视角，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向城市的转化。“如果我们仅聚焦于城市，在它身上看到的只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终极象征，往往会忽视城市居民将会继续依赖非人类世界，就像他们自己彼此依靠一样。”（前言，22页）就像一把短柄斧，木制短柄来自于大自然中的树木，铸成铁斧头的原材料也来自于大自然。当这些来自于大自然的材料汇集到芝加哥，它们就变成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在这里，木柄象征乡村、自然，铁斧象征城市、制造业。克罗农笔下的谷物和麻袋、木材和锯木厂、肉类和屠宰厂或制冰行业，都是以这样的共生关系而存在，“相互依存，彼此依靠”。芝加哥与其大西部腹地之间的关系正是大都市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克罗农所谓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类世界，并且借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术语，对“第一自然”（即原始的、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和“第二自然”（即人类在第一自然之上建立的人工自然）进行了反复论证和界定。在深度地讲述了谷物、木材和肉类从自然走向市场的故事后，克罗农在“资本的地理分布”中指出：“芝加哥这些商业场所的勃勃生机与庞大的规模，很容易让人忽略它们所处的生态关系网与经济关系网。”（376页）他提醒人们，不能忽略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造成土地与谷物、森林与木材以及牧场与肉产品的分离。在繁荣的经济背后，被掩盖的不只是芝加哥对于原生的第一自然的依赖关系，还有大部分的人类经济，亦即人造的第二自然。当各种商品从广袤的西部地区的草原和森林源源不断地运往芝加哥时，芝加哥的出现要求将人类的秩序强加于自然之上，直到两者相互融合，无法分离。“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的生态系统，一方面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是人造的，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这就是第二自然。”（377页）对这个被称为“新系统”的混合生态系统，克罗农再一次强调：“在该新系统的核心，是同时诞生的城市和腹地。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随着芝加哥的影响力不断向西延伸，沿途每个地方的生态系统都被纳入其市场网络，结果就是西部地区的环境变化最终不仅和当地的生态有关，同样也和其生态学上的腹地地位有关。
依附关系。从克罗农的分析框架来看，《自然的大都市》可以说是一部从环境史的角度分析的经济史著作。作者对围绕芝加哥城市的商品、贸易市场的分析，很容易令人想到“依附理论”。西部对东部的依附、内陆腹地对芝加哥的依附、西部农场对铁路的依附、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依附，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的依附，等等，克罗农用这种结构性的分析，编织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芝加哥是“靠天吃饭”，它处在密歇根湖畔，能够充分利用早期水运的优势。芝加哥位处北美大陆广袤乡村的中部地带，地势平坦，岩石与林地相对较少，丘陵也不多见，可谓理想的陆路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芝加哥通过对运河系统的“依附”积累了早期城市成长的资本。“到1860年，东部投资者与芝加哥铁路管理者成功地在西部大地上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景观。密歇根湖以西几乎所有的新铁路线都以芝加哥为中心，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辐射开来，将整个地区分成一块块的楔状馅饼，每一块或多或少都在以芝加哥为中心的铁路网之内。”（97页）由此可见，西部腹地也在新的交通系统中对芝加哥存在依附关系。芝加哥对东部城市也有依附关系，比如水运时代对以纽约为中心的伊利运河的依附。1870年，芝加哥的城市促进者（booster）约翰·S.赖特说：“纽约与新英格兰地区的全体资本都支持芝加哥。”（118页）克罗农同意赖特的说法，认为：“芝加哥人虽然在全国铁路体系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但实质上却未能拥有支撑其城市经济的公司。东部城市（尤其是纽约与波士顿）的投资者们控制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大部分铁路网，甚至本地投资者早先开始的铁路线，如加莱纳-芝加哥联合铁路也未能幸免。”（118页）针对铁路公司对谷物运输运费的垄断，批发商与零售商对木材和肉类市场的争夺，农业保护协会（GRANGE）发起运动，史称“格兰其运动”，旨在保护西部农民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是对西部依附东部这一事实的反抗。克罗农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种依附关系对芝加哥财富积累的优势：“芝加哥在19世纪最后10年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与西部大部分地区（从密歇根到俄亥俄到蒙大拿、内华达和新墨西哥）进行商品贸易的非凡能力。所有的西部城市都是这些州的腹地的市场，但芝加哥的范围和强度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大。通过将来自田野、牧场和森林的货物汇集成巨量的财富，芝加哥帮助它们转变成一种被称为资本的神秘东西，马克思称之为“自行增殖的价值”。”（211页）
消费关系。不论是生态角度的分析，还是市场经济角度的解释，谷物、木材和肉类在以芝加哥为核心的西部区域链中都表现出消费关系。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内陆腹地对东部商品的消费、东部城市对西部农产品的消费。正是人类社会和城市将自然变成了商品，进而创造了价值。但铁路把商品汇入城市，其本身并没有创造商品的内在价值。每座城市的商品都是由身处动荡关系的人类生产，这种关系就是克罗农重点分析的“市场”：农民和谷物贸易商、牛仔和养牛大亨、伐木工人和木材商，所有人都努力去控制他们集体劳动的产品。在这里，人力劳动可能至关重要，但他们组成的人类世界主要是消费世界。人类消费太阳能量的高级形式——食物，并将其转化为低级能量。芝加哥城市的发展见证了人类从第一自然中获取巨量财富，其中包含的生产性社会关系则取决于“更加包罗万象的消费性生态关系”（214页）。消费改变了芝加哥与其西部广袤腹地的地理面貌，改变了人们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理解，也改变了商业市场的营销模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推销工作使得像阿隆·蒙哥马利·沃德（Aaron Montgomery Ward）这样的推销员了解到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农村的消费者，他们相信应该可以将大城市市场的各种好处——商品数量众多、品种丰富、高效经营、价格低廉等——直接带给农村地区的消费者。这种营销模式催生了美国第一家通用邮政服务公司，为消费者提供商品目录邮寄服务。在《自然的大都市》的最后，克罗农还指出：“生活在城市，意味着要消费市场上的商品与服务（我们在消费商品与服务时，看不见它们的生产者，也不清楚他们是谁，更没有想过要去了解他们），而市场又与世界各地及各地之人广泛联系在一起。”消费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但又使得“生态产地和经济消费地之间的距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远”（379页）。在消费这个关系中，动物之前的生活方式已不再存在，曾经的死亡方法也已不再使用，作为大自然的一种生物，动物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了。人们购买谷物、木材和肉类，都不会想到大草原和森林，也不会想到那些谷仓、锯木厂和加工镇。消费本身使得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与自然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
等级关系。最后谈城市等级关系，并不意味着这重关系在《自然的大都市》中最不重要。恰恰相反，克罗农对此着墨颇多。实际上，克罗农对芝加哥与其西部关系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基础（供其参考或批判）：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假说”；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en）的“中心地理论”。克罗农首先站在批判的角度，认为“忽视城市的乡村与忽视乡村的城市都是极不完整的，因为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世界”（69页）。尽管如此，在论述铁路与水路时，克罗农列举了十九世纪中叶除芝加哥外的西部的几个重要城市：辛辛那提、托莱多、底特律、密尔沃基、圣路易斯、旧金山等。他指出：“地区间贸易合作的数量与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最终位置。与东部沟通最为便捷的城市将成为本地区新的都市，而与东部联系不那么便捷的城市则不得不依靠西部的批发中心进口大部分商品，从而仅仅发展它们本地区的零售商业。”（87页）对城市促进者而言，推动芝加哥发展的，不是第一自然——密歇根湖西南角的地理位置，而是人类为经济发展所做的先期努力，也即第二自然。所以，芝加哥的发展得益于在这个城市等级体系中最为便捷地利用了美国东北部新兴商业与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十九世纪的城市等级关系中，重构北美中部大陆环境的不只是芝加哥。其身后还有成百上千的小城市，当中有些城市还试图与芝加哥一较高下。一些城市（主要是纽约）与芝加哥的关系，如同芝加哥与其大西部腹地之间的关系。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城乡系统的产物，而不是任何一方导致的结果。克罗农显然不会满足于在关于谷物、木材和肉类商品化、铁路和水路交通变革的叙述中零星地描述城市等级关系。他专辟一章介绍芝加哥这座“门户城市”，并且突出地强调了“城市等级体系”。他指出：“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芝加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城市都存在于城市体系之中。一些特大城市与数量众多的大城市联系在一起，而其中每一个大城市又与数量更多的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城市人口按规模被分为不同等级：人口随着城市等级的提高呈指数级增长，城市等级越高，其人口就越多。”（395页）到1890年，芝加哥超越费城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农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破产法庭的记录进行解读。他把1873年8月至1874年4月之间的中西部联邦法院裁定的所有破产案的债权人汇集在一起，绘制出一张该地区各县债权人持有的总债务地图。从而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西部城市等级关系。在这个关系的顶部是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其后是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堪萨斯城，下一个等级则是皮奥瑞亚、伯灵顿等一些小地方。需要指出的是，克罗农对冯·杜能虽然持批判态度，但他在分析芝加哥“门户城市”地位的时候仍然囿于冯·杜能的理论框架。
通过以上四重关系的分析，可见，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丰富城市史，从自然依附论的角度补充经济史，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解释环境史，从城市等级的角度重新审视西部史。正是因为这几层关系，使得该书刚出版时学者所撰的书评对它所属的领域众说纷纭，有的说《自然的大都市》是新西部史，有的说它是新经济史。无论如何，因其从传统的西部史和城市史的“批判”入手，该书“自然是”环境史著作。然而，对于那些想从《自然的大都市》中看到谷物、木材和肉类商品化过程中的种族关系的人来说，他们是要失望的。同样，他们在该书中也看不到将第一自然变成第二自然的劳工阶层状况和社会问题。即便如此，《自然的大都市》注定成为经典。(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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