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给“摇摇欲坠的世界”开的药方可能落空

【编者按】

2020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题为《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的报告。“摇摇欲坠世界”出自“瓦尔代”两年前发布的题为《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的报告。在今年的报告中，作者指出，两年前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制度危机导致无政府状态加剧——每个国家都将依靠自己去解决生存问题”的判断，正被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印证。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成为世界已积累的大量问题的催化剂，但世界果真“摇摇欲坠”了吗？人类将退回到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本能所主导的激烈斗争？

澎湃新闻“外交学人”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瓦尔代之辩”系列，刊出报告全文及系列专家深度评论。

前不久，“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表了2020年度报告《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具有预见性，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该报告提出了未来世界的两种前途和选择：一种是，巩固联合国安理会在国家生存最重要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方面的“世界政府”角色；另一种是，中美对抗并形成世界两极化趋势。这是该报告最核心的观点，特别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摇摇欲坠的世界——暴风雨就要来临！

自2014年以来，瓦尔代俱乐部在其年度报告中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状况表示担忧，警告世界“暴风雨来临的可能不断增加”。该报告还提出，“急需一种建立在明确规则之上的透明且有效的机制”，“建立去风险化应对机制完全可以成为更大范围内搭建全新全球经济体系倡议的一部分”，“建立更加平衡且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这表明俄罗斯方面对现行的国际去风险应对机制失去信心，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效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该报告对冷战结束后的制度和规则的有效性进行了积极评价，“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构建起一系列的规则和惯例，从而确保了相对“利益和谐”，并使参与国公平地享有全球化红利。”这表明，该报告的作者对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国际规则和惯例是认可的，认为是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俄罗斯是受益方。但谁都清楚，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期俄罗斯处于非常被动和危机四伏的状态。冷战结束是以俄罗斯急剧衰落为标志呈现出来的。

该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这样一个有利于世界的时期结束了，世界进入了摇摇欲坠的动荡时期，“在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各国将周期性地经历此类动荡，并且可能成为一种戏剧性的常态”。而新冠病毒使摇摇欲坠的世界更加危险，“新冠疫情首先使得世界各国组成的“国际社会”分崩离析”。该报告通篇充满了对世界局势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向世界发出了危险的“哨声”。

新冠病毒这个“巨大的平衡器”究竟平衡了谁？

该报告明确地强调了新冠病毒所引起的消极后果，它“实际上对相互连接世界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最严重影响”，这表明俄罗斯方面对这次危机的深度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该报告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已积累大量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将成为触发因素”。但事实上，新冠病毒本身就是全球性危机的触发因素，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刺激因素。不仅如此，各国对待新冠病毒的态度和做法就像一块试金石反映出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不同立场、观点以及对人性和生命的关注程度，美西方在人权方面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新冠病毒所引发的危机将逐步“触发”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危机，这些危机将在一些国家内部展开，也会在一些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关系方面所表露出来。本来在全球性的瘟疫面前，国际社会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抗“疫”，但十分遗憾的是，美国却不断地拆国际抗疫合作的台，责难他国，甚至还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编注：7月7日，美国国会已经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关于退出世卫组织的通知。但13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称尚未收到美国退出世卫的正式信函）。这不是积极的抗疫信号，在危机全球性蔓延的态势下这种情况带有某种危险性质。

面对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奢谈“专制”与“自由”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专制”和“自由”之间的争论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并没有“必然联系”。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确实像该报告所说的，是一个“巨大的平衡器”，既“衡量”了穷人，也“衡量”了富人；既“衡量”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衡量”了发达国家和地区，改变了人们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思维定式。美西方即便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医疗条件，也无法抵御新冠病毒的蔓延。美西方在应对新冠病毒上的重大失误说明，发达国家在新冠病毒危机面前也不应傲慢和怀有偏见。美国的“甩锅”行为最终导致自身出现巨大麻烦。

该报告敏锐地分析了新冠疫病传播所导致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与国际协作行为造成了巨大冲击，割裂了国家与地区间的交通往来和经贸联系。

该报告建议建立抗击新冠病毒国际统一战线，并给予世卫组织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世卫组织是国际医疗信息的中心，是国际医疗社群的主心骨，其地位不可动摇。不仅如此，该报告还将构建国际抗疫战线与构建全球道德机制联系起来，“世界性的全球流行病预防机构所建立起的这种全球道德机制，可以维护并巩固联合国构建的全球力量制衡机制。”

国家，还得靠国家！

该报告提出了一个惹人注目的观点，即“主权国家仍然是能够以有组织化且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机制”，明确表示国家“从世界政治中消失”这个提法可以休矣。发生严重危机时，“公民转向求助自己的国家”，本次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抗疫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还是国家，国家在扮演抗疫斗争的关键角色。因此，该报告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而政治仍是国家间的。”换句话说，在全球化视域下，经济的运行具有全球性的性质，而政治依然是国家间的政治，而不是全球性的政治。这也表明，在当今世界，其经济和政治的运行轨迹不相匹配。

该报告关于“国家的命运”的阐述不是随意论证的结果，这与当今和未来俄罗斯的“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为俄罗斯未来政治的走势进行理论建构。既然全球性的疫情危机“触发”了全球性的问题和危机的按钮，既然“国家”在危机中扮演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那么，俄罗斯就需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俄罗斯注定会在克服危机方面，在维护俄罗斯利益方面起关键性的作用。而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注定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来领导，这是俄罗斯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和关键性因素。

从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在政治规则方面的一系列修改和认定的节奏上看，该报告所阐述的“国家的命运”一般性理论阐述中暗含着对俄罗斯政治运筹的理论支撑。因此，可以认为，“瓦尔代”的这份年度报告从理论层面上渗透了很多政治信息，及时捕捉并关注这些信息对于研究俄罗斯的学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报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重点谈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问题和国际趋势问题，而将俄罗斯的相关问题非常巧妙地镶嵌在其中，让人去体会。

国际组织和“共同价值观”都哪儿去了？

在该报告看来，COVID-19引起全球性的危机，但“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国际协调努力”。由此可见，在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国际组织和机制陷入不作为的状态。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任何其他行为体“都无法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并管控多种后果”。疫情试出“国家”作用的成色，也反证了国际机构的无为。它“根本无力解决问题”。

该报告还特别点出了欧盟的窘境，“在休克条件下，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在该报告看来，“国家”和“国际组织”不是一个政治层面上问题，其功能和作用决定了国家注定是“组织化最高”的政治行为体。该报告并没有就此而停步，而是进而从“国家”论述到“国际组织”，再从“国际组织”转到“共同价值观”上。该报告认为，“共同价值观”只是浮在面上的泡沫，“当爆发真正严重的危机时，国际人道主义问题有一段时间几乎从议程中消失”。言外之意，国际社会范畴内的“共同价值观”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因此，该报告得出了结论，即“专制-民主”二元论观点“再次被证明是虚假的”。在病毒面前，“政府和社会应对挑战的效率并不取决于政治体系的结构”。“没有统一的模式来应对挑战，无论是对威权国家而言，还是对民主国家而言。”如果将该报告比作是一盘棋，则“棋眼”就在这里。因为这个世界不再分“专制-民主”的模式了，应对疫情表明，“权威国家”不仅不比“民主国家”差，而且应对危机的效率更高。

该报告否定“专制-民主”二元论的观点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俄罗斯的未来政治运势清除了理论上的障碍。从这个结论出发，该报告又推导出另一个很有分量的结论，即多元化道德伦理时代的来临。“多元主义是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产物”，政治决策不再基于一个“唯一正确的”道德伦理平台。“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制定政策，以“对错”的标尺来审视它们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在当今世界中，没有一把衡量“对错”的统一标尺，美西方没有资格用西方的“共同价值观”的标尺来衡量俄罗斯。基于自身的道德伦理观念俄罗斯有权独立地处理自己国家的事务，包括如何抗击疫情。

回到经济范畴，该报告认为，投机经济是没有前景的，“可抵御任何冲击的稳定性，正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当下，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了主要结果”。言外之意，国家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驱动器。虽然该报告用了一些笔墨来解释这个观点并不是永恒正确的，但至少表明，在相当一个时期，国家将扮演重要的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这表明瓦尔代报告的作者们在与“大市场小政府”的观点进行了切割。所以，该报告接着宣布，“自由世界秩序”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这个结论大概是美西方最不爱听的。

然而，“自由世界秩序”时代既然已经结束，那现在我们又处于什么时代呢？是什么秩序取代了“自由世界秩序”呢？是无政府状态吗？该报告暗含着这个意思。

寄希望于联合国

该报告非常重要的观点是，联合国作为协调国际关系的世界性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最高程度的合作形式”。这表明俄罗斯将国际关系秩序的重要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

普京总统曾提出今年将举办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领导人的会晤，以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四个成员国表示支持。我们期待这次联合国安理会五国元首会晤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就像该报告所言，“联合国成立以来就享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全世界负有特殊责任”。

未来的世界将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困境，人类面临各种挑战和威胁，更可怕的是，人类社会缺乏“维护最基本的正义与公平的保障机制”，缺少“公认的国际准则与规则体系”，各种风险在不断叠加。我们的目的就是避免“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达尔文主义””的回归。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正如该报告强调的，1945年二战胜利后在几个战胜国确立了“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包含着“如何在国际事务主要参与国之间均衡分配力量这项重要因素”，“制定出世界秩序”，从而确定了后来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状态。

但现在的危险在于，“这些规则体系摇摇欲坠”。能够眼看着“这些规则体系摇摇欲坠”吗？该报告高屋建瓴地提炼出国际关系的要件，即“无论国际关系体系如何发展，“力量对比”与“意识形态对峙”始终应是其基本范畴的内容，这两点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也因此而深入人心。”从这个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出发，该报告直截了当地抨击了“专门利用力量优势、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别国——这种行为”，并认为“是绝不可取的”，而且毫不客气地点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名字，认为它们屡次“企图在冷战后建立单极世界”，“却屡试屡败”，和说明建立单极世界行为的“荒谬性”。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该报告给出了药方，“在脱离国家特权和大国间力量对峙的前提下构建全球道德责任的新形态”。该报告在谈到避免世界摇摇欲坠时，将希望寄托在“玩家自身进行理性自我约束的能力”，这个希望有可能落空，充满了未知数。试想，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国际政治“玩家”能够进行“理性自我约束”吗？恰恰相反，美国有“摧毁别人”的能力，但却极其缺乏“理性自我约束的能力”。

中美对抗，中美对抗？

该报告将俄罗斯与印度放到一起进行“归类”，认为“俄印都希望完善国际秩序，并消除对自身利益的不合理地方，但两国并没有计划摧毁或者以革命的方式改变它。”该报告还单独分析了中国，认为中国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方案中获益最大，已经能够对世界秩序的重构产生影响，“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能够“量身”重构世界的资源。”

该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国际行为。“因抗击疫情取得的成绩，中国的雄心和自信心增长。显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追随中国，特别是其能够消除民众面临的威胁，并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美国并没有展现其作为发展发动机，能够战胜线性竞争的宗旨。在减少雄心方面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中国则处于相反的进程（雄心上升）。”

该报告虽然陈述了一个事实，但这个观点需要讨论，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成绩，中国的“雄心上升”并不会对美国产生威胁，不会与美国迎头相撞，更不会“对国际安全构成主要威胁”。美国没有展现其作为“发展发动机”是因为美国对冷战后世界趋势的理解有重大偏差，美国的逆全球化立场、“美国第一”的立场，伤害了美国在全球的形象，也伤害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收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在抗疫方面十分糟糕的表现，说明美国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认知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中国处于上升阶段，是因为中国一直努力地采取融入世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立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逐步发展起来了，也使世界从中国发展中获得了重大益处。中国在抗疫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和立场可圈可点，世界不该因为中国在抗疫方面所展现的巨大动员能力和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恐慌，更不应将中国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共同被视为“对国际社会安全的威胁”。中国的发展没有取代美国的战略意图，中国不准备成为世界发展的“发动机”，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平稳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贡献。

中美冲突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采取综合性方式遏制中国崛起的实践进程，中美“脱钩”实际上就是美国准备采取“切割”的方式隔断与中国多年来所构建起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试图将中国排挤出重要的产业链。

该报告比较了中美对抗与美苏对抗，认为中美对抗并非20世纪下半叶美苏“冷战稳定模式的产物”，即中美冲突不是建立在冷战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完全不同国际条件下”基础上的。“玩家”也不同，中美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冲突”。该报告对美苏冷战的性质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具有不同以往的表述，尽管这些观点十分新颖，但笔者并不认为特别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事实上，从冷战的性质和运行的基本逻辑上看，那个时期苏联和美国作为两个超级大国确实处于各自阵营的“轨道”中心，并按照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自身的规律发展”，但苏美双方争夺势力范围的规模并不只限于世界的“边缘地区”，而是在全世界范围而展开，苏美对抗的范围具有全球性和全域性。美苏最根本性的对抗并不像报告中所阐述的“不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围绕社会建构、发展优先方向和生活方式的对抗，属于道德伦理范畴”，恰恰相反，苏联和美国的对抗具有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等综合方面，而“道德伦理范畴”比起苏美制度性对垒、军事性对抗和意识形态针锋相对来恰恰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是对抗次要的方面。

不要忘记苏联恰恰是在与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方位较量中败下阵来，形成了坍塌性的自行解体，从而使世界格局瞬间发生了断裂性的倾斜。现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外交战略和政策的选择都与苏联解体所产生的后果相关，也与苏美在高度持续对抗后突然“拥抱”相关。

笔者的理解是该报告只是想突出一下苏美对抗进程中“道德伦理范畴”的作用，但这里已经转入了哲学的思辨领域了。既然谈到了哲学，我们就不能忘记马克思说的著名话语，即哲学家的最主要的使命是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的精英们需要精确地认识和反思苏联解体的基本逻辑和内在因素，仅仅将苏联与美国的对抗局限在“道德伦理范畴”，这不能不使俄罗斯未来还有再次突然掉入某些“陷阱”的前景和可能。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今的中国不是昔日的苏联。中国与苏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没有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欲望和战略意图。中国也不可能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组建与美国对抗的阵营。中国的崛起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如苏联一样更多地体现在军事上的战略优势。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是事实，但中国有崛起的权利，美国不能因为中国崛起就认为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威胁。

美苏对抗的模式不会在中美之间重演，即使美国轻车熟路，准备将中国导向这个“脚本”，也无济于事。正如该报告所言，“玩家”变了。中国现在所倡导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为了主导世界。中国与美国对世界关注的焦点不在同一个哲学层面上。美国试图依然运用冷战思维和手法，通过“遏制”搞垮中国这个“玩家”，不可能达到目的，道理很简单：中国不是苏联。美国若想将中国塑造成苏联“玩家”，用“脱钩”的方式打击中国，最终重重伤及的可能是自己。

第一次冷战苏联“玩家”消失了，谁需要第二次世界性的冷战？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需要。正如该报告所言，中国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从这个逻辑上看，中国有必要去动摇这个已经收益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吗？

掀开即将就要落下来的所谓“新冷战”的帷幕，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这个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最大设计者和受益者，在主动地、有意识地拆梁卸柱，致使当今世界秩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该报告可能出于多种考虑，并没有直接点出谁在促使这个世界摇摇欲坠。但全世界都会清楚这一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原标题：《【瓦尔代中俄论坛】邢广程 | 谁在促使这个世界摇摇欲坠？》。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略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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