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年何以青睐“拍卖”

□张敬伟

诺贝尔奖迎来收官时刻。

10月12日，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奖授予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R.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B.Wilson），以表彰他们对拍卖理论的发展以及对新拍卖形式的创新。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理论回归现实，今年也不例外。“拍卖”更加贴近生活，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的是微观经济学的实践。且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森对两位新科诺奖得主的“判词”——“今年的经济科学获奖者从基础理论开始，后来将他们的成果应用于实际，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他们的发现对社会大有裨益”。

两位获奖者同为斯坦福大学教授，他们的拍卖理论还是充满创新意味的，他们为难以用传统方式出售的商品或服务设计了合理的新拍卖形式，例如对无线电频道的拍卖等。

诺贝尔奖自有独到之处。不过，今年的诺贝尔颁奖季在全球疫情冲击下，显得略微冷清。尤其收官的经济学奖，也没搅动太多的舆论效应。疫情肆虐让全球经济深陷萎缩，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学理论面对现实毫无办法。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日本，乃至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无非采取宽松到极致的货币政策放水。如此量化宽松之策，在上一波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已被证明不是良药。但面对疫情带来的全球化各链条中断，各经济体也只有采用大水漫灌老药方。当然，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地位，滥用货币政策或可解暂时燃眉之急，但无法根治美国经济的问题。

这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尴尬。该奖是最年轻的奖项，始于1968年。这个奖项颁给的几乎全是西方经济学家，这固然无可厚非——经济学理论始于西方，西方世界又是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者，这个奖项烙上深深的西方色彩也是自然而然。但从古典到现代，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证，诺贝尔经济学奖颁来颁去，获奖经济学家们依然不能破解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沉疴与现实新难题。经过本次疫情袭掠，西方顶尖的经济学家们依然不能为西方经济体开出有效药方。相比之下，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经验的中国，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已经成为全球主引擎，经济增长也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给予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近乎30%。本次疫情，中国最先蒙受巨大牺牲，但最先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而且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也被全球机构认为是年内维持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中国没有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理论很多也来自西方世界，但在市场经济实践方面，中国给出的经济成绩单却是优秀的。内中原因，值得全球深思和反思。其实，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并非不好，诺贝尔经济学家并非水平不高。但经济学不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经世致用的实践学问。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有国家治理的整体思维。如今，在平衡市场和监管的关系上，中国做得更好，加之中国将西方市场经济的开放、多边和全球化运用最好，在经济治理上表现得更好。

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两位研究拍卖理论的经济学家，其实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西方市场的困境下，颁给宏观经济学家似乎有砸招牌之嫌。颁给研究某一方面的微观经济学家，更能体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家的价值。另一方面，两位获奖的经济学家，在拍卖理论和实践上确有独到创新之处。拍卖是市场中常见的交易模式，他们发明的同步多轮拍卖(SMRA)，不仅为拍卖减少了不确定性，也让双方更加公平。而且，同步多轮拍卖(SMRA)在全球范围内，为无线电频道销售带来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收益。除了用于无线电频道，这种拍卖模式也可用于电力和天然气的拍卖。

尽管如此，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青睐“拍卖”，给人感觉像是乏人可颁的无奈。就此而言，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大佬们，也应摒弃紧盯西方的偏执，眼光更加开阔一些。这样，诺贝尔奖才会维持更持久的全球影响力。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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