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奋：毕生走在边缘 忆塞缪尔·布里坦爵士
塞缪尔 布里坦（Samuel Brittan）走了，享年87年。他是我FT的前同事，忘年之交，也是我经济问题的导师。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两年前，在伦敦荷兰公园他家中。他已开始健忘、言语重复，行走不便。2014年，他从FT正式退休，已81岁，FT特辟专版向他致敬，定格他在FT将近一个甲子的服务。他是个纯粹的思想者。我的新书《牛津笔记》记录了我与Sam的交往，特此摘录，纪念他奇特的一生。略做编辑。
Sam在家中（摄影：张力奋）
这张照片是我2017年拍的，Sam一手托着头，脸色有些苍白，深陷在椅子里。在自嘲“新闻民工”，吃青春饭的中国记者圈里，Sam常是我的武器与防线。我的潜台词是，瞧瞧他，榜样。和Sam第一次接触，是我刚到FT不久。某周末应邀去伦敦郊外同事家烧烤，他也在。他不开车，上下班都打出租车。餐后，我和妻子顺道送他回家，都在北伦敦。一路上，我们聊天，主要是他提问，我们作答。他边听，边不自觉地纠正我们不地道的英语。妻子告诉他，开会时见到了他弟弟里昂。里昂 布里坦，比Sam更出名，曾是撒切尔夫人的左臂右膀，出任过内政大臣，后来又去布鲁塞尔出任欧盟副主席。Sam听之，呵呵一笑，“Oh. You mean you caught the sight of him.”（你的意思，你远远看到他了。）
伴着持续的英文改错游戏，我们穿越了大半个伦敦。Sam容不得模糊的概念或表达。荣休那天，总编辑巴伯采访，回溯他的一生，问及Sam曾想攻读心理学。他“纠正”总编辑说，心理学家（psychologist）与精神病医生（psychiatrist）是不同门类，不可混淆。即便到了最后时光，他仍调皮如初。
半途，他突然问，听说马丁 沃尔夫（FT首席经济评论员）在FT 中文网上有专栏。我说是的。你俩的专栏，我们都选用，并译成中文。马丁的专栏，更趋国际经济，时效更紧，用得更频繁。他嗫嚅了一句：“我的专栏也很时政啊！” 我差点笑出声来。这个老小孩，这份年纪，还如此好胜。
Sam是立陶宛裔犹太人，二战前父母从中欧移民到伦敦。父亲是全科医生（GP）。他生于伦敦，从小有书卷气。高中毕业，因父母反对他念心理系，考入剑桥大学历史学奖学金，进了基督学院，选读经济。第一年，导师是彼得 鲍尔（Peter Bauer），一位匈牙利裔发展经济学家，后被女王授爵。第二年，教他的是正在剑桥客座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第三年，毕业那年，他受教于哈利·约翰逊（Harry G Johnson），加拿大经济学家，专长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Sam承认，三个导师中，约翰逊的风格虽然有点炫，很美国化，但让他获益最多。诺奖经济学得主托宾曾说，对经济学而言，二十世纪的三分之一，是约翰逊时代。可惜，他死得太早，仅53岁。
Sam与本文作者张力奋
Sam自称“个人主义自由派”。他是两棲动物：除了写专栏，他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政府经济顾问。1993 年，为表彰其对经济新闻的杰出贡献，英王向他授予爵位。我曾问他授爵的事。他答，这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法国先给他颁发了个国家勋章，这让英国有点尴尬，所以也赶快补一个。我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为补课，常去Sam办公室串门求教。FT编辑部里，记者、编辑很少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专栏作家例外。他陆续送了我他所有的著作。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可以有人性。我串门小坐，一般等他写完当周的专栏。他有超人的智慧和思辨，但也有致命弱点。他生活能力极弱。比如，他上班前先去理发店刮胡子，请理发师代劳。他喜欢饼干、甜品，他身上、办公室地上常有撒落的饼干碎。只要听到口袋里硬币滚动的声响，那是Sam来了。近年，每次回伦敦，我定去看他一次。他爱好不多，爱零食、美食，特别是中餐。我一般先去Soho唐人街买半只烤鸭或香酥鸭，再上他家。看他吃东西，是享受，跟孩童无异，平时行动缓慢的他，两手利索，烤鸭包进面皮，蘸了酱，很快就扫光了。退休后，虽有居家保姆照顾，他的健康恶化很快。他告诉我，要不是因为坚持写专栏，他早死了。我信。
上次回伦敦，赶去他荷兰公园的家。他的帕金森症越来越重了。电话里，他一时记不起我是谁。前不久，他还动了个手术，似乎伤了元气，多半时间窝在座椅里。但也不全是坏消息，他瘦了许多，心脏压力一定少了。我照常带去了香酥鸭和水果。他情绪不错。我问他，英国脱欧了，怎么办? 他笑笑说，我是坚定的留欧派。不过既然公投决定退欧，我也不会硬把自己的脑袋送进微波炉里。说罢笑了。
我请他出去晚餐，散散心。他说也好。临出门，他专门洗了个澡。到了街上，我发现，Sam的裤子时不时往下掉，他忙不停往上提，走得更慢。因为瘦了，皮带眼太松，裤腰已系不紧。一路上，我索性扶着他，暗中帮着拽他裤子。告别时，我关照保姆解决他的皮带。离开他家时，我很伤感，情绪恶劣。无法想象，如此睿智之人，晚年竟如此无力、落寞。祈祷以后自己不会有类似的窘境。
Sam在2014年3月退休前，为FT写的最后一篇专栏，标题《布里坦谈英国》中，“布里坦”（Brittan）与“英国”（Britain）谐音
某日，我找资料，内有一份FT报纸，他最后一篇专栏，2014年3月，主题有关欧盟。报纸上有他签名，给我的临别纪念，签名仅几条线，好像流星划过天穹。五六年前，他身体还不错。我曾邀请他去中国走走，做演讲。他一口否决了我。他是旅行的反对者，很少出国，休假以英国为主。他最远跑过土耳其。他有个奇怪的理论: 研究一个国家或地方，并非一定要亲自跑去那里。他说，有时去了实地，人反而糊涂了。Sam有本书，书名《Against the Flow》(《反潮流》)，他正是一位体制内的逆行者。为自由与市场经济呐喊时，他像个托利保守党人。为全民医保和教育力争时，他又像是个工党。他从不相信左与右的简单对立。他毕生走在边缘，那是他的世界中心。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文由作者授权澎湃新闻使用。）(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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