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有独特的思维吗？
■ 邓新华
按照经济学家米塞斯的看法，是人们的观念决定历史。和米塞斯在经济学上观点相反的凯恩斯，也是赞同观念决定历史。很少有经济学家支持地理决定论、生产形态决定论的。
网络上，经常看到有人说：“你这是农业社会的思维！”或者：“你这是小农思维！”很多学者也认为，农业社会有其独特的思维。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就说，农业社会，治水是最重要的，而治水需要集中全国力量，由中央王朝协调指挥，所以，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有其历史原因性。
黄仁宇的看法并非原创。许多学者都像他这样，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形态，而在中国，农业这种生产形态，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的演化方向。例如，有位学者说道：“中国人经历的是漫长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追求固定的收成，因此采用固定的生产技术与工具，并热衷于建造封闭的院落保护自己及财产。”诸如“农业文明保守内向不思进取”“农业文明天然需要圣君良相”等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总之，不管什么问题，推给“农业社会”就对了。
但这种说法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地理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其实没有什么解释力。例如，人们常说古希腊、罗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是海洋文明，而海洋文明必然重视商业，思维开放，敢于冒险，对外雄心勃勃开疆拓土。但是，这个说法不能解释，为何古希腊、罗马衰落之后，地中海就不再是商业文明？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并没有改变，为何人的思维、文化发生了改变呢？
以整个欧洲而论，经历过漫长的中世纪，也经由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走向了现代文明。欧洲的地理环境没有变化，按地理决定论、生产形态决定论，就无法解释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出现。
这种地理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也无法解释中国的现象。例如，小岗村深处内陆，但是，1979年，小岗村的村民却冒着巨大的风险，私下实行了土地承包制，成为全国土地改革的典范。小岗村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的保守、不思进取、不敢冒险。
即便在古代，中国也有不少的市场经济思想，并不是一味地保守、苟安。2000多年前的“盐铁会议”，一群读书人坚定地反对盐铁专营，并对“与民争利”进行了深刻的批驳。从北宋以后，也有很多官员认识到了价格规律，反对价格管制。
以黄仁宇的“治水论”来说，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时间也非常长。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唐代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等等。割据期间，也并没有特别的水灾。而统一之后，也没有提高治水的效率。清代中央集权两百多年，黄河水患一直严重。可以说，并没有发现过去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在治水中有什么必要性。
按照经济学家米塞斯的看法，是人们的观念决定历史。和米塞斯在经济学上观点相反的凯恩斯，也是赞同观念决定历史。很少有经济学家支持地理决定论、生产形态决定论的。
米塞斯们的说法，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当大众的观念支持市场经济，那么，某个利益集团也无法反对市场经济。
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根据人类的智力上限，单个人有较密切交往的人数，不会超过150人，这就是所谓的“邓巴数”。封建帝王和小集团只能迎合、利用大众心理，而无法监督社会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因为，那样做信息成本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智力极限。
也就是说，农业社会只是人们观念的结果，而不是农业社会决定了人们保守、苟安。中国古人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了市场的伟大力量，并且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是人们的这种认识，导致中国长期处在农业社会。
例如，历朝历代，多数人都认为，农业是根本，所以要抑制商业，以使人力资源流向农业。古人很少有人认识到，商业的发展，为农业开辟市场，并为农业提供更好的配套资本、技术，所以抑制商业其实也是抑制农业。
假如中国古人能更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规律，那肯定是可以走出农业社会的。历史并没有什么无法打破的循环，历史只是观念的进化。
只不过，大众观念的演化规律，至今也并未被人们所知。人们只知道其中的一鳞半爪。例如，中国古人为什么没有系统地认识到经济规律呢？你可以说，中国古人缺乏逻辑训练或实验精神，等等，但那为什么中国古人不够重视逻辑呢？这些暂时都没有答案。不过，如今脑科学、人工智能进展神速，也许未来不远处，人们就能够更多地理解观念演化的规律了。（作者系财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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