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 秦德君
马克思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和“社会生产”，作为整个研究的中心，展示了马克思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指出：“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他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现象。
1857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被反映出来，它促使马克思“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弄清楚。”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马克思称这是自己“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称它“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而1857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完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正是从这一“出发点”出发，马克思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和“社会生产”，作为整个研究的中心，展示了马克思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关于“人”，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马克思分析人所体现的深刻社会关系，提出了著名论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
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经济过程中把“人”虚置化的现象：“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人处于一种孤立、物的附庸、非主体化的位置。马克思把这一“颠倒”的认知再颠倒过来，指出“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而且“我们愈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愈不独立，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这正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论及：“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是对当时普遍流行的“见物不见人”现象的一种发拨。
关于“社会”，马克思认为不仅所有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产生于社会，而且正是社会促成了生产、分配、消费、交换及再生产构成了互为对象关系。比如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产品最终得以实现的条件：“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劳动”：“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劳动”作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基本活动，是一定历史关系的反映，“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
马克思在批判“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的错误后进一步指出：“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
“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即是马克思1867年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作为历史运动的最高目标”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式：“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是新型社会形态中摆脱了异化的“无差别的”劳动，是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实现的状况。
（作者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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