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财经作家：美国的不平等为何高于欧洲
【编者按】
2020年初，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经济推入危机之中。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采取了激进的“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国会通过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政策，极力避免经济与金融市场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大规模刺激为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美国股市、债市、楼市均创下历史新高。
但同时，美联储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股市上涨等因素推动，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财富净值环比增长近7%，达119万亿美元，这些收益主要流向最富裕家庭，而另外还有许多民众则收入缩水甚至失业。截至3月底，最富有的10%美国人拥有该国三分之二以上的财富，前1%的富人拥有全美国31%的财富。
民粹主义、种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呼声持续高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大规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活动和种族冲突，一度蔓延至50州的200余座城市，社会的撕裂和对立到了危险的边缘，致使当选总统拜登将推动美国种族平等列入核心经济议题，以弥补不同种族之间的财富差距。
2020年，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美国不同阶层的财富不平等，“弗洛伊德事件”还暴露出美国社会中深层次的种族不平等。GDP总量位列全球首位，美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美国再次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英国财经作家阿德里安 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 资料图
不平等状况加剧成为一个全球现象，美国究竟有何不同？答案或在于美国社会中的一股隐秘却中坚的力量——保守主义。英国财经作家阿德里安 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书面专访时肯定地表示，美国的不平等状况显著高于受过民主社会主义冲击的欧洲和英国。
伍尔德里奇为《经济学人》杂志“熊彼特”专栏作家，曾任该杂志驻华盛顿站主任。他曾与《经济学人》杂志总编约翰 米克尔思韦特合著《右派国家》一书。他们在书中指出，美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急剧右转，与欧洲相比——甚至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更保守了：福利不复存在，死刑的传统根深蒂固，反堕胎呼声依然强烈，监管力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保守主义的势力获得极大的拓展。
伍尔德里奇向澎湃新闻作比较时称，美国有以下两个方面区别于欧洲从而导致当前不平等状况的差距：第一，对社会团结与个人成功的优先排序不同，美国人相信成功的人理应站在社会顶端，欧洲人更笃信共同体的团结。第二，对通过国家转移支付来解决不平等的认知程度不同，欧洲人将之视为首要的途径，美国仅视之为一种补充策略。
澎湃新闻：自2004年《右派国家》面世以来，美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和党虽然在俄亥俄州赢回优势，但拜登在与特朗普的角逐中获胜，你认为这是为什么？拜登又能做出什么改变？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共和党自2004年以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004年共和党将自己建立在三把交椅上：社区经济（更低的税率，更少的监管与自由贸易）；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想要更好地维护基督教的价值观，对抗世俗文化）；在外交政策上更为鹰派。特朗普的政策就是“美国优先”。这意味着他需要与全世界——尤其是全球化问题上——重新商议。这也意味着与过往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美国优先”的优势在于能够得到蓝领工人的选票。
拜登会赢得2020年大选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新冠病毒疫情。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很糟糕，不仅影响特朗普作为一个强力的领导人的声望，也导致中间派选民转投民主党。疫情还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增长状况还是不错的。
拜登的口号是“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他将致力于重建美国的共识。在外交政策上，他将与世界重新协商和谈判；在国内政策上，他要赢回那些蓝领工人的选票。
澎湃新闻：拜登提名的团队成员多为女性和少数族裔，带有较强的身份政治色彩。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分裂状况？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民主党又分为受过教育的选民（特别是年轻的有学士学位的选民）和蓝领工人选民。前者非常推崇身份政治，后者却对身份政治很鄙夷。拜登来自后面那个群体，他出身于特拉华州的蓝领家庭。但他承诺要回应那些“觉醒选民”（Woke voters，编者注：《牛津英文词典》2017年对“woke”词义进行了扩展：除了是“wake”（醒来）的动词过去式，woke还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对社会不公、尤其种族歧视的警觉”）持续上涨的呼声，于是在他的班底中很重要的位置上都任用了代表这部分群体的人选。不过也需要注意到，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如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都是传统的民主党人。
身份政治盛行于美国的大学校园，进而渗透至企业，特别是媒体和出版公司。身份政治虽然关注的是对种族和性别等个体差异的身份认同，还有其好斗和狭隘的一面——不接受质疑。
民主党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力量的严重分裂。身份政治导致白人工薪阶层转投共和党或是成为摇摆选民，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中产阶级选民也有可能流失。民主党如果完全支持“觉醒选民”的纲领，他们不会赢得大选；但若是在党内置之不顾，就有孕育又一场内战的风险。这是拜登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澎湃新闻：拜登将不平等列入核心经济议题，誓言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结构性的不平等。你认为他能做到吗？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拜登减少美国结构性不平等的努力只会取得非常有限的成果。一方面，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支持者——拜登得到的来自资本主义主力军（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的支持远多于特朗普。如果拜登想要对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如取消 “附带收益”享受的税收优待，那些资助者将停止资助或是转投向共和党；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平等政策在美国长期以来都不太见效。另一方面，美国的穷人愈发贫穷是因为社会的动荡与崩溃（大量非婚生育与高离婚率），而这几乎是无法修正的。（编者注：Carried Interest，“附带收益”是基金利润中支付给私募基金经理、风投或对冲基金经理的那一部分收益，这部分收益适用于资本利得税较低的税率安排，而不是高得多的所得税税率。）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占上风的国家，与欧洲和英国相比，美国的不平等状况有何不同？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美国的不平等状况显著高于欧洲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人认为不平等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成功的企业家理应在金字塔顶尖；欧洲人则视不平等为系统失灵的标志，他们认为共同体的团结高于个人成功。第二，美国人认为解决不平等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私人慈善，国家的政策只是一种补充；欧洲人则认为首先应该由国家通过税收系统将富人的钱转移支付给穷人。(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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