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SCI崇拜” 疫情尚未控制抢发论文缺乏科学精神 专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李志民
要彻底扭转SCI崇拜的功利化导向，今后政府部门还要大力减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三评”事项。要鼓励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中国人都不以中文发表论文，谈何民族复兴？
上世纪60年代，《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后又拓展到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并发行了网络版Web of Science，成为世界上权威的科学文献引文数据库和检索工具。
在国内，SCI论文相关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
根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2019年1月发布的最新数据，2017年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36.12万篇，数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2。
SCI收录的期刊质量其实参差不齐，但在考核导向下，国内学者格外青睐一些录用率高的SCI期刊。公开信息显示，埃及一家出版公司有11种SCI期刊录用率很高，仅2015年就发表了10179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占其发文总量的44%。
当SCI出版商采取作者或机构付费、读者免费的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后，国内学者开始热衷于“付费”发表。一项2016年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委托的研究测算，仅2015年，国内学者就支付了7217万美元的论文发表费，位居世界第一。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高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
如何破除“SCI崇拜”的科研风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中国科技论文》荣誉主编、清华大学教授李志民。
SCI的缺陷及不良影响
《21世纪》：为什么说SCI用于学术评价是有缺陷的？
李志民：SCI是美国创办的科学引文索引，就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客观地讲，SCI本身并不具有功利性，对于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等需要发表论文的学科是一个很有效的平台和检索工具，而且历史悠久。
问题是我们不分科研类别都用SCI来评价，用于提升职称，甚至研究生毕业的要求，我们的功利性政策导向出了问题。目前，由于相关部门普遍采用简单化的管理方式，有人戏称SCI就是学术界的GDP，形成了一套教条的SCI崇拜的量化评价体系，它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
由于SCI收录的期刊主要是以发表论文为主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成果，对很多工程应用学科并不适用。即便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也是冷热不均，如生命科学、化学、材料学等容易发SCI论文的学科就应者云集，而物理、数学等学科就举步维艰，SCI崇拜也跟生化材料等学科的大咖忽悠有关。
此外，论文被引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肯定性引用，也有否定性引用。有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论文的引用率并不高，比如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很多数学的公理因为是常识而不会出现很高的引用率。也有不少论文虽然在发表后获得了极高的引用率，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的。
还有，很多论文可能启发或指导了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他们不一定去写论文，就不会产生引用。比如，互联网早期的研究根本就不许发表论文，移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但这些研究论文很难上得了“高被引排名”。
此外，由于SCI导向，造成大量论文在国外发表。有学者估计，“不夸张地说，中国学者英文论文的研究经费成本和发表费相当于每年给美国送去一艘航母。”发表要交版面费还不算完，查阅要买他们的数据库，要订阅他们的期刊，全国高校图书馆每年花在这方面的费用估计会超过十个亿。
《21世纪》：SCI的异化现象可能会引发哪些学术不良现象？
李志民：为了迎合这种量化指标性的评价模式，有的学者靠热点、拼凑、抄袭等，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发表SCI论文，有些人铤而走险，采用编造实验数据、拼改图片、伪造同行评议人邮件地址等手段，论文发表后被揭露再被撤稿，这两年发生的多起国际期刊大量撤稿，严重影响中国学者的国际形象。
不少高校为了提高在大学排行榜名次，对学校员工发表的SCI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有的高校为了SCI的光环，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直接“明码标价”，要求3-6年内要发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则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将SCI指标纳入到高校建设指标中。
最近，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科技部专门针对那些本应集中精力用于防控疾病的科研人员发文，要求他们不能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甚至抢发论文上。说明SCI导向已经把有些科研人员搞得主次不分了，论文只是针对疫情某些问题的医学或医疗过程的总结，在病毒起源不确定，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情况下，就抢先发论文的专家至少是缺乏科学精神。
SCI异化的社会影响
《21世纪》：两部门《若干意见》提出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奖申请时已不再要求提供SCI他引次数，即将开始的“双一流”评估和第五轮学科评估是否也会弱化SCI论文相关指标？
李志民：2012年ESI指标被纳入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体系，2015年之后的“双一流”建设的抓手和基础是学科建设，这与ESI学科排名的功能高度契合，导致高校以及科研人员对这个指标空前重视。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是科睿唯安公司基于SCI（科学引文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文献记录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对22个学科领域，给出居世界前1%、1‰等数据区域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的排名等。
重视ESI没有错，但简单以ESI作为唯一或者核心评价的尺子就错了。比如东部某省规定，如果ESI前1‰就是省级双一流，2‰就不是了。这种唯ESI导向会严重扭曲、误导科研发展。
过度迎合ESI也会导致大学学科布局畸形发展。ESI体系中的学科有容易发论文和不易发论文的区别，很多高校为了提高名次，掀起开办医学院、农学院、材料学院的热潮，不过是为了占上容易发论文的ESI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而已。在ESI的22个学科中，人文学科仅有两个，即经济学与商学、社会科学总论，导致那些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在各项排名中迅速跌落，不被重视，资源逐步缩减。
对于ESI，我们立场鲜明地反对的是“唯”这个字，但并不等于不用，而是科学合理地利用。如果与ESI能准确对应的学科，就值得参考，关键是我国的学科分类与ESI有很大不同，目前我们的学科评估是13个大类，100多个一级学科，与ESI对不上的学科多。
《21世纪》：近年来，大学排行榜极受社会重视，应该怎样引导大学排行榜理性、科学使用SCI指标？
李志民：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是因为有学生，但很多大学排行榜中，人才培养所占的权重少则5%，多则20%，这就意味着至少80%以上的权重跟人才培养没有关系，反而以论文为基础的科研指标占了大头。许多大学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短期措施，给各个部门下达SCI数量的硬指标，有的学校甚至把行政人员、医护人员都纳入考核范围，完成论文任务的高额奖励，完不成的末位淘汰。
对大学的评价或排名不能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领域的科研名次和学术论文的多少，要关注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并逐步影响和发展形成世界一流大学标准。所谓高影响因子期刊、高水平论文、高被引作者、自然指数等，主要集中在部分学科领域，仅仅反映基础研究领域的少数几个学科进展情况，与我们国家的学科设置差别较大。用别人现有的评价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所大学的科研整体水平，更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也不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一流大学。
不同类型的高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评价的尺子就应该不同。应实施差异化的评价排名，打破主要用科研贡献，实际上是用论文相关数量“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单一评价排名，实事求是地排出不同类型大学的社会功能和贡献。
论文知识产权流失海外
《21世纪》：我国每年发表几十万篇SCI论文，如此海量的论文发表在国外，对国内学术生态有何影响？
李志民：截至2019年，SCI期刊库收录了全世界1.1万多种期刊，但只有213种是中国大陆主办的科技期刊，客观上造成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都涌向国外学术期刊，并使得国内学术期刊严重“营养不良”。
由于国际出版集团的霸王条款规定，论文版权归他们所有，SCI崇拜导致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大量流失。国家资助的科研成果不是先在国内同行中交流，论文资源绝大部分掌握在国外几家出版集团手上，很多论文首先用英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而后再由图书馆等机构花高额费用批量买回供国内学者检索阅读。
还需要注意，SCI论文一般用英文写成，存在很多需要应用这些研究成果的人员看不懂的问题。为改变这种现象，国家应该规定，凡国家财政科研经费资助的科研项目所研发出来的成果，如果需要发表论文，应规定用本国官方语言来先发表，方便资助者检查验收其工作成效，方便与国内学术同行的交流，便于工程技术人员查阅，也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
《21世纪》：SCI崇拜给学术评价带来了不良影响，问题是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性评价指标？
李志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评价指标，只有不断进化发展，与时俱进的评价模式。实行分类评价，完善学术同行评价，并实行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评价，这是前年就有的中央精神，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同时，要鼓励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中国人都不以中文发表论文，谈何民族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如此庞大的科研人员群体和以人情关系构建的社会基础，仅仅沿用国外通行的同行评价机制，将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央前年就提出了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我们要彻底扭转SCI崇拜的功利化导向，今后政府部门还要大力减少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三评”事项。“三评”减少了，数量指标的重要性就会少下来，学校和学者的压力也就小了。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科技评价工作效率和开放程度。
要针对不同的科研活动和评价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重点评价科研诚信与学风、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非保密项目要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开发应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强调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技术转移推广、科学普及等科技产出在评价中的作用，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参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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