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地球村”抗疫应通力合作
郑永年。受访者供图
郑永年眼中的“国际战疫”
由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快速增长，其中绝大部分是输入病例，新加坡从3月23日23时59分开始，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或过境新加坡。为了遏制疫情“二次冲击”，这个与全球联系非常紧密的经济体也不得不再度加码，拿出更硬的招数。
疫情发生以来，新加坡采取了哪些策略？各国在疫情应对上的表现不一，反映出怎样的国情和文化差异？汹涌的疫情将对全球经济与治理体系造成什么影响？南方日报就此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谈新加坡防控
“步步为营，比很多国家都要硬”
南方日报：早期新加坡是亚洲新冠肺炎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情况怎样？疫情发生以来，新加坡的防控举措有哪些变化？
郑永年：新加坡人口不到600万，疫情的总体情况相对可控。有些人说新加坡是“佛系抗疫”，这不正确。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新加坡依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从疫情一开始，政府防疫的一个主导理念就是尽量不对外隔绝，不引起社会恐慌，毕竟一旦封闭，经济和社会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新加坡早期只颁布了小范围的入境禁令，并不推荐普通人戴口罩，只建议病人使用，同时鼓励轻症患者居家休养，把医疗资源让出来给最需要的老人群体。2003年非典之后，新加坡一直在建设公共卫生系统，有着完备的应对机制。这次还把大学宿舍等场所作为隔离设施。后面，老年社区活动、超过250人参与的活动也被叫停。
政府部门会通过电话、短信、上门等形式进行抽查，如果被要求居家的人不守规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有一个男子违反“居家通知”条例，还执意要出境，最终被剥夺永久居民身份。非常严厉。
此外，政府可以利用大量警力、监控设备和个人记录来追踪每一个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感染者的信息会迅速而详细地被公布出来，提醒他人注意防护。由于信息及时、公开、透明，民众对政府很信任，很配合。
防控疫情要两条腿走路，不仅要对付病毒，也要避免引起大规模恐慌。可以说，面对第一波疫情，新加坡外松内紧，步步为营，防疫措施做得很好，比很多国家都要硬，内部疫情已经控制下来了。然而，随着国际疫情的升级，新加坡也面临着外来输入病例的压力，正处于第二波防控的阶段，这个形势跟中国有点像。现在新加坡不得不进一步加强边境控管措施，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或过境新加坡。持有长期居留许可证件的人士，只有从事医护、运输业的允许入境。
谈各国应对
不同文化对戴口罩有不同理解
南方日报：疫情考验各国治理能力，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背后有怎样的国情、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差异？
郑永年：国家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为疫情准备的，而主要是为日常运作。面对突发的疫情，没有一个国家是准备好的，难免会有一定的滞后和恐慌。各国的国情、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有所不同，并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抗疫模式可以模仿和参照，要根据各自情况找到最有效的抗疫方式。
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观察各国抗疫的情况。
第一，是否存在有效的政府。这不仅关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关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动员资源来抗疫。当湖北疫情严重后，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马上发挥出来。整个国家都动起来了，各地纷纷派出医疗队前往湖北支援。如果换成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做到。
第二，公共卫生体系是否成熟。例如，印尼、马来西亚的卫生系统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为不引起恐慌，他们选择放弃大规模的病毒检测，或是拖着。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相对完善，因此表现不一样。
第三，综合生产能力是否完备强大。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拥有优质的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危机来临，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防疫物资生产和供应能力，陷入了物质紧缺的困境。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制造中心，形成了齐全的工业门类和完整的产业链条。中国的疫情能很快控制下来，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没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再好的卫生体系也是有心无力。
第四，社会力量是否积极配合。疫情的扩散使得病毒获得了“全社会性”，全政府的抗疫已经远远不够，只有全社会的抗疫才会取得成功。在亚洲，社会成员往往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对隔离观察等十分配合，因为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没有生命安全，哪来的自由？但在西方国家，人们既要安全，也要保持自由，所以即使政府封城，很多人还想着跑出去。同样，不同文化对戴口罩也有不同的理解。在日本，戴口罩往往是表示对人家的尊敬，让人家放心；但在西方，戴口罩的人往往被视为病人，经常受到人们歧视。
虽然一些做法很难复制，但中国科学抗疫的经验，包括如何检测诊断、隔离病毒、治疗重症等，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现在不少国家也在学习。
谈中国治理
需要一场全面的公共卫生科普
南方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您怎么看？
郑永年：客观来说，病毒发展有其自身的根源，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和病毒斗争的历史，从黑死病，到H1N1、非典、新冠肺炎等，都在世界范围内给人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003年非典过后，还是有不少人在吃野味，而且消费者似乎没有减少。可见，靠自律是不够的。要靠制度，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已经在行动，推动全面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
南方日报：这次疫情防控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您对此有何建议？
郑永年：第一，引导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科学地生活。个体的科学化非常重要，从疫情发生可以看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疫情后，需要来一场全面的公共卫生科普行动。
第二，彰显专业人士和机构的作用。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知识的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病毒本身和传染性的判断，还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几乎所有环节都涉及非常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因此，需要优化制度设计，保障专业人士从专业出发进行决策或判断。
第三，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城市化是一个重要抓手，但从规避疾病和灾难之类风险等角度出发，要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到几个篮子里，在一二线城市之外，着力发展三四线城市，包括产业、卫生、教育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第四，规范并用好社会力量。因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和监管，让社会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
谈国际体系
呼吁更多有效的国际公共服务
南方日报：美国股市已多次熔断，有专家认为，这场疫情很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郑永年：很多国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快速疯狂扩散的病毒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也威胁各个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病毒所及的国家，经济活动都受到十分负面的影响。一些国家针对疫情采取了必要的特殊举措（例如封城、封市、封国界等），也付出了内外经济活动暂时停摆的代价，多国股市震荡。
病毒没有边界，如果疫情从北半球大规模扩散到南半球，尤其是非洲、拉美等卫生体系相对薄弱的地区，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恐慌。
在“地球村”，真正有效的国际公共服务还是很少。受多种因素影响，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机制需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南方日报：疫情对国际秩序会带来什么长远影响？
郑永年：疫情的发生，对现有国际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种时候更要保持冷静，防止国际冲突。
全球化促进了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笼罩下，原来的一些规则不灵了，一些国家发现，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都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会重新反思全球化。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主权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比如不会把基本的产能放在其他国家，重新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这样国际产业链会有变化，全球化可能会回到传统的投资和贸易等形式。
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面对病毒，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可以独善其身；要战胜病毒，就需要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而非彼此隔离。同样的道理，后疫情时代，重建国际秩序，也需要各国一起商量，一起参与。
中国，一方面外来输入压力持续增大，要做好应对与防治，尽快全面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正努力帮助其他国家战疫，体现务实担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一个稳定的中国是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的最大稳定源。今天如此，今后很长时间里，依然如此。
南方日报记者胡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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