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率过高 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隐现

农村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支持“三农”、县域客户的重要金融力量，但这类金融机构普遍规模较小、防风险能力弱、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这也为农村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带来挑战。据北京商报记者9月6日不完全统计，多省已发布2019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审计工作报告”），在多份报告中指出，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问题尤为突出，其中，不良率超5%、管理粗放等问题屡被提及。

粗放经营司空见惯

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情况已经成为多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专项审计重点。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各省2019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发现，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完善、延缓风险暴露、信贷管理不尽职、虚报贷款数据等问题在年度审计调查过程中得到暴露。

吉林省、湖南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工作报告均指出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少计不良贷款或不良贷款率过高的问题。例如湖南省在审查中发现，辖内2家农商行进行改制时不良贷款处置不合规，不良贷款率不真实；5家农商行不良贷款率超过5%的监管红线；6家农商行将5.02亿元不良贷款违规转为正常贷款。

部分农村金融机构则存在内控制度不健全、违规放贷等问题。例如，河北省在审查中发现，该省农村信用联社未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经营管理粗放，特大案件时有发生，问责处理不到位，系统风险管控意识及能力亟待加强。

一位分析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其通过研究中小银行大量骗贷案件、违法发放贷款案件和监管处罚案件，发现中小银行粗放经营问题司空见惯、不容忽视。他指出，由于绝大多数中小银行脱胎于城市、农村信用社，先天的重要财务指标不尽如人意，加上没有经历过几大国有行剥离不良资产经历，风险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刘澄也表示，部分中小银行，尤其是部分中西部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坏账比例较高。

疫情加速风险暴露

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在今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披露，目前全国已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545家，农村合作银行27家，现存农村信用社694家。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银行收益下滑，中小银行风险集中暴露。

对此，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指出，疫情只是加速了中小银行风险暴露的过程，而非其问题根源。他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根源主要在于“前期监管缺位，公司治理混乱，股市权益结构混乱，与地方政府关系不清”等体制机制问题。

监管部门也曾多次指出，要从根源上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必须强化中小银行股权管理，健全符合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体系。

祝树民在今年8月发表的《以深化改革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中指出，农村中小银行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于广大中小股东数量众多、持股分散、话语权微弱，不愿或不会参与治理，机构经营管理易形成被高管和少数关键人控制的局面。此外，“外部人控制”问题也一定程度存在。他表示，少数股东入股动机不纯、利益诉求不当，通过股权代持、抽屉协议或者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控制机构，直接操纵经营，个别股东甚至违规大肆套取银行资金，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

合并重组抱团取暖

在合规经营叠加盈利下滑的双重压力下，不少农村金融机构开始走上合并重组、抱团取暖之路。7月30日，由铜山农商行、淮海农商行、彭城农商行3家合并而成的徐州农商行正式挂牌成立。就在前一日，陕西银保监局公布，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的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获批。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曾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竞争力不强的中小银行走向兼并将成为常态。

程宇表示，农商行合并重组的首要目的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这种方式将成为改革的主流，但在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进行重组的劣势也不可忽视，银行资产质量不可避免出现劣变，成本必然高于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

刘澄则认为，目前监管部门对中小银行改革的整体定位仍然是推动其走向市场化，合并重组或者兼并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一方面由于国有大行的金融服务在不断下沉，而部分农商行、农信社资产质量不佳，缺少兼并价值；另一方面则是随着银行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农商行、农信社，甚至城商行在经营体系中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比如以前农民在家门口的银行网点办理贷款，现在可以在家里通过支付宝或其他网络渠道就把钱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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