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资本突围：如何避免“大发展-大不良-大剥离”历史重演
与以往“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融资循环不同，此轮银行业融资潮因逆周期调控和金融严监管而显得愈发严峻而急迫。反观历史上曾出现几轮大发展-大不良-大剥离，如何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避免历史重演，中国银行业面临新的考验
（北京金融街上的金融机构。图/ 视觉中国）
中国银行业在2018年以一轮规模达数千亿之巨的融资潮落下帷幕，又在2019年新年伊始以IPO上市第一单写下融资序章。
2019年1月3日，年度首家IPO企业在上交所上市——江苏紫金农商行，股票简称“紫金银行（601860.SH）”，该股开盘首日以涨停报收，上涨43.95％。
“这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序幕。”熟悉银行业的人士慨叹。
尽管2018年银行业已经历一轮资本补充热潮，仅A股上市银行已完成逾5000亿元资本补充，但资本金缺口依然未消。中信证券2018年末统计显示，目前已公告但仍在进展中的银行融资规模尚有7447亿元。
中原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刘冉近日测算后发现，“未来三年，如果上市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仍然保持现阶段的水平，则一级资本整体缺口达1.8万亿元。”这仅是上市银行一项，尚未考虑非上市银行的资本缺口。
面对行业资本金压力，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末，监管层对银行融资方案的审核一路绿灯，仅12月当月，就有多家银行累计数千亿元的融资方案获批。在年度IPO收紧的大环境下，银行业却迎来IPO小高峰。
2018年12月25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稳委”）甚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有关问题，加速开启永续债发行。
这是自2014年－2015年资本补充潮后，商业银行的新一轮融资潮。
现实中最紧迫的是，悬在各家银行头顶上的“资本充足率”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将落下。在经历了六年过渡期后，2019年迎来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标大限。目前已有地方中小银行出现资本充足率为负。
与以往“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融资循环不同，此轮银行业融资潮因逆周期调控和金融严监管而显得愈发严峻而急迫。
一方面，资管新规下并表监管，引发新的资本金充足率压降；另一方面，逆周期调控，又带来利润空间收窄、不良资产预期走高以及信贷扩张需求，这几项无不对资本金带来压力。
“商业银行密集补充资本，还需要考虑到逆周期调整的大环境。”资深金融专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对《财经》记者表示。多位分析人士也认为，当前阶段强调加强银行资本补充，是为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银行信贷接下来的扩张“加弹药”。
2019年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1月4日接连考察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并在银保监会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运用好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工具，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
（2019 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考察，并在银保监会主持召开座谈会。图/ 新华）
宏观经济逆周期构成了当前银行业融资潮与以往所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前景。王永利提醒，银行在服从大局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风控。
日前，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在经济下行阶段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这考验银行基于企业战略和财务而非担保的、真正的风险管理水平。
回望上世纪90年代，中国银行业曾为支持实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而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后经历两轮巨额逾3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剥离以及一系列改革，才得以脱胎换骨，构建起当今现代金融企业的运营治理模式。对于此轮调控中商业银行所肩负的使命与行为，《财经》记者接触的一些银行业高管纷纷表达审慎态度。
王永利表示，应该避免运动式的大规模投放，银行要识别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历史上曾出现几轮大发展-大不良-大剥离的情形，未来应该避免重蹈覆辙。
一手融资，一手放贷，宏观经济逆周期下，中国银行业面临新的考验。
各路融资潮起
步入2019年，紫金银行的快速上市，令银行融资硝烟再度引起业界侧目。
“所谓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银行融资一直处在这样一个循环之中。”王永利表示。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银行融资规模迅速提升，在他看来，是当前银行资本金紧张下的必然选择。
2019年1月3日，紫金银行成功登陆上交所主板，打响了年内银行业融资第一枪。其股票在开盘首日以涨停收盘，上涨43.95％，报4.52元/股。
紫金银行此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14元/股，发行数量为3.66亿股，首发募集资金11.46亿元。该行表示，此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充实该行资本金。自2016年来，紫金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及一级资本充足率逐渐走低，曾一度逼近监管红线。
在此之前的2018年，商业银行已经掀起了一股融资潮。据中信证券统计，2018年初至12月中旬，A股上市银行已完成资本补充5315亿元，其中定增和IPO募资1080亿元、优先股1025亿元、二级资本债3080亿元、可转债130亿元。
2018年12月，银行业融资步伐进一步加快。12月17日、18日，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5家银行连发公告称再融资方案获得证监会审核批复，累计融资额共约1852亿元。
其中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在融资方案通过证监会审核后仅一周，即宣告拿到发行批文。这样，加上2018年11月过会且近期拿到批文的江苏银行可转债，在2018年最后一周，共计4家银行可转债得以发行，其募集资金规模高达 1460亿元。
“银行可转债快速拿到批文超出市场预期。”华鑫证券固定收益团队表示。其进一步指出，由于几家银行可转债发行时，转股价不能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在目前银行股普遍破净的情况下，如何发行转债非常值得关注。
除了上述融资渠道，在2018年IPO整体审核水平趋紧的环境下，商业银行的IPO步伐却明显加快，年内共有6家银行过会，创下银行业IPO以来年度第三高，仅次于2007年和2016年的水平。2018年过会的6家银行，除日前上市的紫金银行外，还包括青岛农商行、西安银行、郑州银行、长沙银行和青岛银行。
其中，2018年9月A股上市的郑州银行，是国内首家“A+H”股上市城商行。此前，2015年该行成功登陆港交所。
A股上市“补血”之前，郑州银行资本充足率一度承压。2017年，郑州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7.93％、10.49％、13.53％，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2016年下降0.86个百分点，逼近7.5％的监管红线。
对于一些非上市银行而言，其融资渠道与上市银行相比相对较少，这些公司则多靠发行资本债来补充资本。其中，二级资本债的发行门槛比较低，对一般银行来说没有特别明确的门槛限制，非上市银行多靠这一渠道补充资本金。
不过，在融资补血的路上，并非所有银行都一帆风顺。
以IPO为例，截至2018年12月末，仍有13家银行在苦等过会。其中农商行最多，共计 9家，其余则为3家城商行以及1家股份制银行（浙商银行）。
相对于这些仍在正常排队IPO的企业，另外几家银行境遇则更为糟糕，这些银行已被证监会拒之门外。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有三家银行的IPO被终止审查，包括徽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威海商业银行等。
最具戏剧性的则属青岛农商行的IPO，该行在2018年7月被证监会“取消审核”，外界本以为其近期将与IPO无缘，但被取消审核四个月后，2018年11月20日，该行成功过会。短短半年，经历了一段曲折上市路。
定向增发融资方面，也有失败案例。2018年7月30日晚，南京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140亿元的定增方案遭证监会否决。
对于未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原因，南京银行在2018年9月的公告中披露了部分细节：证监会发审委在对其非公开发行股份表决时，同意票数未达三票，导致其定增被否。业内人士进一步分析认为，南京银行定增方案被否，可能与该行近年来多次融资且分红偏少相关。
此次募资，南京银行也是为了补充资本而来。南京银行此前公告称，公司拟将140亿元募资额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南京银行2018年中报显示，该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3.05％、9.73％、8.44％，均低于银保监会公布的二季度末全国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无论是国有大行还是中小银行，都在前仆后继补充本行的资本金。有关银行的IPO、定向增发、优先股、债券等融资公告屡屡出现。对于融资目的，各大银行也毫不避讳，纷纷表示将会把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资本金。
后续银行融资需求依然迫切，融资缺口巨大。王永利对《财经》记者表示，“银行融资方案审批较慢，周期较长。一些国有大行，即使目前资本充足率在监管水平之上，但为了保证未来相关指标持续在监管水平之上，需要提前一年甚至两年发布融资方案。而一些资本充足水平逼近监管红线的中小银行，其融资就更为迫切。”
根据中信证券2018年末统计，已公告但仍在进展中的银行融资规模达7447亿元，其中定增352亿元，优先股3310亿元，二级资本债1305亿元，可转债2460亿元。
同时，中原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刘冉在近日测算后发现，“未来三年，如果上市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仍然保持现阶段的水平，则一级资本整体缺口1.8万亿元。”这仅仅是上市银行一项，尚未考虑非上市银行的资金本缺口。
资本监管大考
各大银行紧急融资补充资本金，其一大主因来自监管层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按照相关要求，经过六年的过渡期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2019年迎来大考。
早在2013年1月1日，《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开始实施，要求商业银行在2018年底前达到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
《办法》要求，到2018年底，系统性重要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要分别达到8.5％、9.5％和11.5％，非系统性重要银行在上述基础上各降低1个百分点，即上述指标需分别达到7.5％、8.5％和10.5％。
这也是中国金融业和国际新监管标准接轨的一项重要任务。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批准了巴塞尔委员会起草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确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业资本监管新标准，要求各成员国从2013年开始实施，2019年前全面达标。
如今，6年期大考到期，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则参差不齐，部分银行相关指标堪忧。
尤其在资本快速消耗的2018年，银行整体资本充足水平呈下降趋势，即便资产质地较好的上市银行，其资本充足率也存在不足。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28家上市银行中，大型商业银行和农商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2.54％和11.41％，而股份行和城商行则为10％和10.18％，相对略显不足。其中部分银行，如华夏银行、南京银行、平安银行和中信银行在9.5％以下。
与这些融资渠道相对畅通的上市银行相比，一些难以融资的非上市银行面临更多困境，部分银行的资本充足指标甚至难以达标。
2018年9月,联讯证券曾测算了511家中小银行样本的情况，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2015年－2017年间持续下滑。从数据上来看，这些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算数平均值从2015年的 14.33％下降到14.09％，2017年进一步降到13.98％。样本中的中小银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产在2000亿元以下。截至2017年，这511家样本银行中，有8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没有达到10.5％的监管要求。
未来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联讯证券测算，未来在资管新规等因素影响下，样本中511家中小银行中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数目将从8家上升到22家。
如贵州乌当农商行2018年三季度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0.75％，资本充足率为1.84％。山东寿光农商行2018年一季度末的资本充足率虽然有10.63％，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53％，但其不良率升至7.94％，拨备覆盖率仅为53.99％。
除了监管大考，倒逼银行提高资本金外，银行自身业务的扩张和改变，也在要求银行不断提高资本金。尤其在资管新规实施后，令银行的资本金压力更为显著。
联讯证券称，资管新规落地后，表外互持难度大，回表就需要将本来利用同业通道作为 20％、25％计提的资本计提100％（企业贷款）或更高，风险加权资产增加，导致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中的分子增加，这在无形中提高了银行资本补充的压力。
根据《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数据，2017年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29.54万亿元，回表以后按照100％计提，风险加权资产将达3.6万亿元。相对于资管新规发布前，将多计提2.7万亿元。
中金公司近日分析称，金融去杠杆、严监管下，商业银行主动压缩同业资产规模，加强对贷款的投放力度，贷款增速超资产增速。而非标回表也推高了高风险权重信贷资产增速。在信贷保持较快增长、表外融资需求加速回表等影响下，银行资本消耗加快是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正式建立，也将对银行资本金提出更高要求。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马鲲鹏表示，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下，对四大行的TLAC监管要求简言之就是，2025年1月1日起，总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20％（工行和中行）、19.5％（建行和农行）。虽然距今还有六年，但截至2018年三季度，四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布于14.16％－16.23％之间，距离上述监管目标尚有相当距离。
中银国际证券分析师励雅敏表示，参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各级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较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均提升1个百分点。如果此次将评定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设定为8.5％，考虑到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渠道的局限性，目前部分上市中小银行存在达标压力。
“跛脚”的融资工具
面对巨大的资本压力，2018年12月25日，金稳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有关问题，释放加速开启永续债发行信号。
业内人士纷纷指出，在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只有发行优先股一种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方式的情况下，永续债破冰可能可以缓解银行业“其他一级资本较薄而二级资本偏厚”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巴塞尔III和《资本办法》的要求设计可以看出，监管希望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有1％的差额，这个差额应由其他一级资本来补充。但从上市银行来看，这个差额平均只有0.7％。造成这一失衡的原因是一级资本融资工具的匮乏。用湖南三湘银行资深研究员谭松珩的话说，现阶段的银行资本补充工具都有点“跛脚鸭”。
商业银行外部募资补充资本，典型的是通过IPO、配股、定增等的增资扩股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此外还有用于补充各级资本的资本工具。目前中资银行可发行可转债、优先股、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分别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一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
谭松珩指出，补充商业资本最好的工具是普通股，但目前上市银行平均市净率0.73，长期处于破净，银行业估值不具备让银行融资能力；此外，A股市场目前交易量急速缩水，能在股票市场上融入资金有限。
目前，只有在沪深交易所或港交所上市的银行，及在新三板挂牌的银行能够发行优先股，发行门槛高。因此，数目巨大的非上市城商行和农商行，缺乏其他一级资本补充工具，出现一级资本为零的情况。
2017年再融资新规施行后，能够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可转债受到追捧。截至2018年底，共有7只银行可转债成功发行，合计规模530亿元。然而，受累于大盘行情，银行股也一直低迷，成功转股的可转债极为有限，可转债这一工具实际上并未怎么发挥对银行资本的补充作用。
宁波银行是上市银行中市净率最高的，亦经历过一次下调转股价。宁波银行在2018年两次成功转股，累计转股股份约达1.39亿股，转股金额约为25亿元，转股率25％，已是市场之最。无锡银行、常熟银行与江阴银行分别累计转让5.66万股、6.12万股和5.06万股，转股率均不到1％；光大等三家银行尚未转股。
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发行门槛低且发行灵活。基本上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5％、信用评级Ａ＋以上的银行都可以发行。因此近几年来，银行大量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来补充二级资本。
兴业研究郭益忻指出，二级资本债的定价不够市场化，发行利率和二级估值利率往往有100BP以上的价差，导致购买即浮亏，所以对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低。
“银行二级资本债基本都是银行之间互持。”一位券商固收副总告诉《财经》记者。
根据Wind统计的中债数据，截至2018年11月末，二级资本债存续规模达1.85万亿元，其中基金持有占比68.5％，商业银行持有占比28.7％，商业银行理财占比27％。
一家以债券为主的基金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银行资本债券的流动性差、收益低，基金主动配置少，作为持有者的基金以基金专户为主，背后资金来源仍是商业银行。这表明，商业银行通过影子银行互持二级资本债。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1号文）第三十三条明确指出，商业银行之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各级资本工具，或银监会认定为虚增资本的各级资本投资，应从相应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
一位银行高管告诉《财经》记者，商业银行直接持有另外银行的资本工具，将扣除自身的对应资本；但对于通过理财资金买入和通过影子银行互持，并没有明确说法。银行间有不成文的“君子约定”，即某银行买入另一家银行的资本债券，交易对手行会在该行发行资本债券时买入。
尽管不一定涉及协议互持，但资本债券互持实质上造成了银行业间的关联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打折。然而1号文发布之时，资管和影子银行刚刚萌芽，对于机构间通过嵌套资管计划互相持有资本债券，是否属于“虚增”资本，至今没有明确说法与处置态度。
但亦有分析师指出，银行本身就是债券市场最主要的参与者，流动性差、固定利率的二级资本债也有配置需求。
穆迪副总裁、高级分析师诸蜀宁认为，此类问题在资管新规实行后应有所改善——资管新规明确了对资管产品实行穿透管理，并清理套利型的影子银行业务。他并指出，现行政策下，保险资金被禁止投资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导致这类久期长、流动性差的资本工具缺乏合格投资者，可能也是造成银行互持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当前一级资本补充工具的匮乏，永续债的加速推出，被业界看作是融资工具创新的重要一步。
此前一些银行已经开始研究永续债发行。2018年4月份哈尔滨银行公告称，拟发行150亿元永续债，6月份中国银行股东大会批准了发行4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即永续债）。
哈尔滨银行回应《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我行已完成了整套申报材料的准备工作，待监管部门明晰业务准入细则后，将正式报送监管部门进行审批。”
业内人士指出，永续债从大型商业银行开始试行的可能性更高。目前两家银行的主体信用评级都较高——大公对中国银行的信用评级是ＡＡＡ，联合资信给哈尔滨银行的主体信用评级是ＡＡＡ。
但对于缺乏其他一级资本的中小银行来说，期待永续债的发行门槛低于优先股。否则永续债能带来的影响依然有限。
永续债的定价亦是市场关心的问题。“低了没人买，高了银行又受不了。”一位银行人士指出。
银行永续债期限长、流动性较差，且含有减记或转股等吸收损失条款，需要提供较厚的溢价方可有效吸引投资者认购。依照海外惯例，可减记的永续债的融资成本高于二级资本债和优先股。兴业研究报告建议，根据五年循环的安排，永续债定价模式可比照优先股，采用发行日五年期国债+固定点差来确定。
目前，银行优先股的发行成本逐浙靠近五年期国债利率；2018年银行二级资本债平均利率为5.47％，但不同银行发行利率差异较大。
“首批发行的优先股将在2019年底迎来赎回期。银行将选择赎回或续期，永续债的发行定价将对银行选择产生一定影响。”一位银行业人士指出。
王永利表示，永续债为银行融资提供了一种选择，究竟是100％算资本金还是作为次级资本要打折扣，这还要看监管的要求。
“在拓展永续债等新型的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时候，如何匹配合格投资者，并增强产品的投资吸引力，是创新工具时非常重要的议题。”诸蜀宁强调。
“逆周期”压力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此时强调加强银行资本补充，是为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银行信贷接下来的扩张“加弹药”，以实现“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导。
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面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实，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从去年的“取向不变”升级为“加力提效”，稳健货币政策则从去年的“保持中性”调整为“松紧适度”。
日前央行方面降准和扩大“普惠降准”适用范围，市场预计2019年货币政策将向宽松倾斜。但去杠杆以来银行业对于信贷资产的风险偏好降低，信用收紧的局面如何改观？
而近期多项政策举措表明，银行为主的金融业未来应继续加大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力度；同时，宏观政策希望基建与消费能够拉动起社会融资的总量规模，这也是银行资产的投向。经济下行期间被赋予“信用放松”的责任，原本“晴天打伞、雨天收伞”的中国银行业随之步入“逆周期”阶段，受宏观经济和监管的影响，面临着利润增长乏力和资产质量风险的双重挑战。
中泰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戴志锋表示，银行资产质量与宏观经济正相关，所以2019年资产质量下行是较为确定的事情。但在传导时间上有滞后性，国有行、城商行约滞后PMI四个季度，股份行约滞后三个季度。
多位银行业人士也表示银行2018年的利润整体不错，但2019年则要做好“过冬”的准备。
穆迪在2019信用展望会议上指出，贷款向更多民营和中小企业倾斜，意味着对较弱借款人的风险敞口增加，这将成为资产风险的来源；若经济增速继续下行，也会对资产表现造成进一步挑战，特别是对规模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而言。
“伴随着监管约束的进一步升级，社会信用创造能力下降，银行业发展也面临存款增长乏力、低成本稳定负债增长难度加大、表外回表与非标转标压力增加、流动性管理复杂度持续提高以及资本补充压力加剧等多方面挑战。”民生银行在《2018-2020年资本管理规划》中如是描述经营环境，并表示资本充足水平应覆盖所有实质性风险，并与该行经营状况、风险管理水平与风险变化趋势相匹配。
日前，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经济下行阶段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这考验银行基于企业战略和财务而非担保的、真正的风险管理水平。该行在2018年四季度又配置了300亿元风险资产专项额度用于支持战略民企。
从近期部分上市银行发布的《资本管理规划》，以及证监会所披露的银行再融资申请材料来看，银行纷纷将资本充足率目标定在高于最低监管要求1.5％甚至2％以上。四大行，以及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更高。
2018年以来贷款加速增长及风险加权资产持续快速增长对银行业资本管理造成了挑战。
按照兴业研究固定收益团队的测算，假设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为3％、6％、9％三个维度下，2019年银行二级资本补充需求在2148亿－4282亿元之间，以目前市场对二级资本债的承接量看，可以足量满足。其他一级资本需求超过4000亿元，优先股难以完全承载，故需要减记型永续债等工具拓宽。
兴业研究测算的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需求或达上万亿元，但他们同时指出，2013年－2017年间银行年均增加核心一级资本1.3万亿元，80％以上补充来源是银行盈利内生补充。如果以2019年20％的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需求依靠权益市场外源补充，则需要逾2600亿元。但另一方面，银行利润增长乏力是大概率事件，为此内源性资本补充的压力将增大，而银行对于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的需求料会越来越大。
由于宏观经济传导的滞后性，上市银行在2018年前三季度的业绩表现普遍超预期。但不少银行早已开始了应对“过冬”的准备。
尽管在2018年3月初，原银监会就下发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7号文），将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为1.5％－2.5％。但四大行并未下调贷款拨备率，还提高了拨备覆盖率。在2018年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有银行行长表示：“对中国经济总体充满信心，但有备无患。”
戴志锋预计银行2018年四季度银行会多计提拨备，全年利润增速比三季度低1个－2个百分点；而2019年银行会适当释放拨备，从而保证利润增速与2018年持平。
2008年到2014年间，银行业放贷和资产扩张行为激进，导致了风险累积和资本快速消耗。2014年起，银行业逐渐提出“轻资本”发展模式，即降低高资本消耗业务占比，希望以此解决资本困境，摆脱信用风险周期性的恶性循环。
根据监管的资本计提，轻资本的业务包括零售与小微、同业业务、表外业务。但大多数银行选择了同业与表外，也就是影子银行的发展路径。随着2017年底以来金融严监管，以表外和非标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在2018年大规模减少，银行业绩增长回归本源信贷业务。
如果补充银行资本，是为银行信贷扩张“加弹药”，以实现“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那么2019年，中资银行业的信用投向重点在哪里？信贷需求能否拉动信用投放？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但大方向要跟着政策走。”一位区域性银行高管表示。
多位银行业分析师认为，2019年信用传导的重点方向是基建、民营和小微企业、个人信贷和消费金融。这与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方向保持一致。
在国信证券王剑看来，产生信贷融资需求的各大领域，此前基建融资的主要梗阻点是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定性不明，导致部分业务也难以开展，而目前监管当局正在逐步给予明确，因此规范的PPP等业务有望放行。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的梗阻，则主要是大部分银行不具备相应的团队、技术和内部机制，监管层正在引导建立，见效不会太快，预计2019年会缓慢见效。其他如个人信贷领域，吸收信贷量有限。
王剑指出，过去几年，银行业资金需求主要来自基建和房地产，是这几年银行表内新增资产的主要投向。目前在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房住不炒”的理念下，这两大需求均受到抑制。2019年基建回暖能否带动融资需求总量，仍有待观察。
中泰证券戴志锋提出贷款供给不会明显增加的另一种逻辑。首先贷款规模受到资本水平和存款的双重制约。也就是说，即便银行再融资工具能够破冰为资本补充引水，银行还面临着存款荒和存款增速乏力的制约。
且不同于2008年政策刺激的政府隐形兜底，本轮政策调节强调金融机构自负盈亏，同时限制监管套利，因此不大会再现信贷大放水的情况。
“银行会自己平衡市场需要与政策调控。现在大中型银行都是上市银行，一般来说也不会不顾风险盲目投放，但是政策有要求，还是会考虑适当放宽。”一家全国性银行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指出。
逆周期环境下，未来如何选择合理的投放途径是对银行的考验。王永利表示，应该避免运动式的大规模投放，银行要保持自身专业水平，要识别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历史上曾出现几轮大发展-大不良-大剥离的情形，未来应该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首刊于2019年1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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