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以及各种非同寻常、“火力全开”的应对政策的出台，在去年年初因美国政策讨论而被推向风口浪尖的“现代货币理论”（MMT，详见拙文《货币与债务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与“现代” 》，2019-05-17，澎湃商学院），再次被聚焦于镁光灯之下，获得了更多关注和讨论。不少国外媒体不约而同地声称“当前我们迎来了MMT的荣耀时刻”，“MMT如今已经成为官方政策”，“我们现在都是MMT论者（MMTers）了”。
遗憾的是，正如笔者在前几天给国家外汇管理局所作的一次MMT内部讲座中所指出的，这些媒体事实上进一步放大了对MMT的流行的误解。为了正本清源，破除这些误解，让我们先回到MMT的思想原点——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感谢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杨骏博士、处长王奕博士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李宏瑾副研究员，笔者从讲座交流中受益良多，当然文责自负。
一、克纳普生平简述
在当前的经济学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中，我们基本上不会听到“克纳普”这个名字。但事实上，他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当然，所谓的“著名”肯定没有李斯特这样的德国经济学家名气大。克纳普还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尽管我们在经济思想史课程讨论该学派时通常也不会提及他，不过他完全配得上“杰出代表”这个名号。
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1842-1926年）出生于吉森（Giessen），先后在慕尼黑、柏林和哥廷根求学，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23岁凭借有关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nen）的工资和利息理论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也就是说，他的博士论文和笔者一样，同属经济思想史研究，但他之后却对这种研究不感兴趣，而是想成为一名统计学家。毕业后克纳普如愿以偿，先是担任莱比锡市统计局局长，后还兼任莱比锡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作为一名出色的统计专家，他主要从事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在人口死亡率的测量等统计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885年加入国际统计学会，成为该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1874年，克纳普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与德国新历史学派创始人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成为亲密同事。他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经济史和农业史，成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比较了德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并描述了农民解放运动和农业工人阶级的崛起。凭借在历史方面罕有的才能和特质，克纳普在经济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为许多之后的研究树立了典范。
虽然早在博士研究期间便对货币问题产生兴趣，但直到90年代步入学术生涯后期，克纳普才全力转向我们所讨论的货币研究领域，讲授有关货币的课程，专注于货币理论研究，并像前两次“轮耕”以保持“肥力”一样，再一次取得了成功，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声誉。
综其一生来看，克纳普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如熊彼特所盛赞的。作为历史学派的一员，他除了具有成为一名优秀历史学家的特质和才能之外，还具备他们较少具有的敏锐洞察和清晰有力。他有意避免参加公共事务和卷入政治论争，虽然他的女婿是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对“分析性和现实性”研究的专注和对严谨和无偏的追求，使克纳普广受赞誉，也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导师，凭借无可比拟的讲课风格，培养和吸引了一大批遍及全世界的学生和弟子。
二、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
经过十余年的深入研究，克纳普190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货币国定论》（The State Theory of Money）。该书第三版1922年被翻译成日文，第四版1924年在凯恩斯的推荐下由皇家经济学会赞助译成英文。中译本近几年由笔者译出，收录复旦大学韦森老师主编的“现代货币理论译丛”系列，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货币国定论》甫一出版，便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轰动，在德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之所以会引起轰动，大概率是因为其观点石破天惊，属于主流经济学所斥的“胡思乱想”（monetary cranks）或凯恩斯所称的“无畏异见”（brave heretics）之类。的确，在当时那个货币制度的大变革时代，克纳普的确可称得上是位“勇敢的异见者”。受传统货币理论的影响，当时各国纷纷讨论其货币制度应当采取哪一种最优的金属本位安排。而克纳普却打破了这种长期奉行的传统，认为货币事实上无需与具有内在价值的商品联系在一起，我们在理论上并不必然需要金属本位。
可以想见，该观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该书的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维克赛尔、韦伯、霍特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纷纷为该书点赞、不吝溢美之词，米塞斯等经济学家则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熊彼特则对该书“爱恨交织”。
尽管有关纸币意向性的思想在此之前就已提出，但是却从未能够像此书那样获得学术关注和重视；尽管有关货币本质及其价值问题的讨论在思想史上由来已久，但像这样对货币哲学问题上的密切关注却是在经济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无论如此，该书被普遍认为代表了德国货币理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德国货币理论鼎盛时期的开端。而从现在来看，该书也无疑成为了货币思想史上的里程碑。
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与传统的古典和新古典货币理论针锋相对。传统理论认为，货币是由一种商品（通常为黄金、白银）构成（或担保），如此一来，该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便决定了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与之截然不同，该书却认为货币是与其材质价值无关的国家的产物，因而对“纸币”的存在成功地做出了理论上的解释。
全书包含理论和历史两部分。理论部分，克纳普构建了货币本质论、货币制度论和货币国际交易论三大理论。其中货币本质论是货币理论的核心和基础。他从现代货币制度的历史起源和逻辑起源着眼，从谱系或起源上而不是从功能上，将货币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支付手段——票券式（chartal）支付手段。货币是支付手段从称量制度演变至票券制度的产物，具有价值单位的名目性（不再是金属的一定量）、支付手段的定形性（形态和记号必须规定得一目了然）以及支付手段的流通满足性（只得到流通的满足就够了，无需技术的满足）三大特性。
如此一来，克纳普便构建了“票券式支付手段”这个统一的普遍适用的货币概念，可以概括和说明一切货币种类，不容任何例外出现，无论该货币的载体是否具有内在价值。而不是像传统货币金属论那样，从交换的商品角度出发，区分真实货币与货币的代表或符号，划分“正常”与“异常”货币。显然，其中的问题主要出在法定不兑现纸币（fiat money）身上。这种在传统货币理论当中要么视作异常而排除在外，要么因为痛恨而不予考虑的纸币，却被克纳普看作是理解货币本质的关键和检验货币定义的试金石。
全书包含两大主要观点。第一，“货币是国家的产物”。货币作为一种票券式支付手段，其“效力”（validity）由国家创造。换言之，国家是货币的创造者，使货币成其为货币，赋予了货币以具有价值且实际上以名义价值流通这种特性。这并非依靠法令来实现，而是通过国家“接受”来实现，即通过在其偿付处所以账面价值接受所有货币。对于所有货币而言，公告的效力均与其物质价值无关。正因如此，克纳普所创造的由“票券式”（chartal）或“票券属性”（chartality）新术语所引申出来的全新货币理论术语“Chartalism”，被译为“货币国定论”，以与传统的“货币金属论”（Metallism）相对立。
另一大观点则相对受到忽视。克纳普认为，现代国家实行金属本位、制定货币政策，并非源自对金属任何属性上的考虑，而是主要出于稳定汇率的考虑。他期待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届时金属本位即便对于国际支付体系也会变得过时，这个展望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变成了现实。
三、克纳普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货币国定论》出版后对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塑造了接下来至少三十年的货币思想发展。克纳普的一些学生和追随者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货币理论，完善了他关于货币经济层面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对非正统货币思想和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各色非正统货币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具体包括韦伯有关货币分析的社会学进路、康芒斯的债务货币观乃至经济观、熊彼特的所谓“要求权理论”（claim theory）的正统货币名目论、凯恩斯的货币制度论、勒纳的功能财政论，以及最近时兴的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为主体的“新货币国定论”（Neo-Chartalism）或“现代货币理论”（MMT）。
然而，克纳普的货币思想却被正统的基于交易的传统商品货币理论（详见拙文《货币与债务经济学｜交易与债务：两大货币研究传统》，2019-06-19，澎湃商学院）视作货币“幻想”或“胡思乱想”，而长期以来遭受忽视和遗忘。我们可以翻阅下国内各种货币金融学相关的教材和专著，它们基本上均对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持否定和批判立场，要么将其作为货币法定论而排除在经济学之外，要么将其作为货币名目论（Nominalism）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其货币本质观进行全面批判。
另外一个助长货币国定论被历史淹没的重要因素在于，克纳普有时被指责为是一名通胀主义者，或者至少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该理论潜在地为国家滥发纸币提供了依据。当德国恶性通胀爆发之后，克纳普被控诉为是导致这场灾难的主要思想因素之一。但事实上，这些批评故意曲解了克纳普，错误地将他对纸币的热情作为“理论的试金石”解读为是主张法定不兑现纸币本位或通货膨胀。他不仅在书中多处强调要明确区分实证与规范思考，或“理论”与“公众人物活动”，认为需要在对国家应当做什么不带任何偏见的情况下分析国家实际上做了什么，专注于货币理论中的概念性或哲学式问题；而且他本质上还是一位“实践上的货币金属论者”，真正支持的是基于金汇兑本位的国内纸币流通，即主张国家发行纸币要受到经济的严格制约。
不过，克纳普最为有名的批判者米塞斯，首先承认并非克纳普直接引发了导致德国货币体系崩溃的通货膨胀政策，但却辩称，克纳普所提出的一个根本没有提到货币的数量，并且没有讨论货币和物价之间的关系，而认为货币的唯一本质是国家的认证的理论，则直接助长了财政部门对于创造货币的“权力”的非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米塞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正如近些年很多人对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这种“异端邪说”的担忧。
问题的症结在于克纳普的货币国定论并没有提出一个货币价值和通货膨胀理论。克纳普提出的货币理论本质上是关于货币“效力”而非“（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理论。国家确保了货币的效力，创造了货币的“价值性”（valuableness），使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具有了价值。而关于货币的具体价值或购买力这个问题，克纳普却极力回避讨论，只是明确反对单纯从货币数量上来加以解释的传统货币数量论。正是由于替代性货币价值理论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立在克纳普货币国定论基础之上的现代货币理论，在为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上有些力不从心。
但无疑我们要谨记，重新审视货币问题必须纳入“国家”要素，正如克纳普所称的：“在我看来，缺少国家这一概念来探索货币制度，这种企图不仅早已过时，而且荒谬可笑，即使这些观点如今可能依然广为流传。”显然，这是对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以下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我所发觉的是流行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
（作者李黎力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JL00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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