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言该：中国要不要扩大内需，着力点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消费？丨建言“十四五”
本文主要观点：
1.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后，中国出口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台了很多大规模的内需刺激政策，投资和消费增速依然不断下台阶。那种认为中国内需不差，所以不需要再出台政策来引导国内需求的观点根本就站不住脚。
3.双循环战略格局下，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但不能再走地产和基建的老路了，只能依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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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中下旬起，市场就开始讨论十四五规划会带来哪些投资机遇。在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大背景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扩大内需，大概率将是十四五规划要着力解决的难点。
中国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该没有人会反对这一观点。且不说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存在较大短板，即使在应用科学领域，中国也更多是集中在有规模经济效应、依赖人口规模的行业，比如电子商务、共享单车、中低端手机制造等。而高精尖产业，比如芯片、光刻机和航空发动机等，则是中国人心头的痛。因此，预计十四五时期将通过资本市场、产业政策等方式，弥补自主创新的短板。
对于扩大内需，各方的观点则没有那么一致。多数观点认为应该继续通过政策引导来扩大内需，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内需并不差，而且净出口占GDP的比例已经降到健康的水平之内了，没有必要把扩大内需对冲出口下滑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来执行。
在具体分析前，笔者先表明个人观点。那些认为不需要继续扩大内需的观点，论据并不充分，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但是需要把着力点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消费。
下面来分析原因，说清楚以下四点就够了。一是为什么对中国而言外需很重要。二是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变了，这也是提出双循环的原因。三是中国的内需并不强，而且这还是各类扩内需政策实施后的结果。四是搞固定资产投资的老路走不通了，必须把扩大消费作为扩内需的着力点。
先来看外需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两个重要时点。由于长期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压低农村福利，为城市工业部门提供低廉的原材料，加上廉价劳动力和利率管制下的廉价资金，在地方政府GDP竞争考核下，工业部门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但廉价要素投入会导致企业多生产，也会让家庭部门的劳动性收入被压制，从而影响国内需求，结果是工业发展起来后不久就出现了产能过剩。
这个时候，加快融入世界，打开世界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要扩大出口规模、利用好国外市场、获取外汇盈余的战略。2001年中国经过多年的艰难谈判后正式加入WTO，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部署。它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有目共睹，以工业为例，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但用了不到10年时间中国就超过美国了。
外需对中国经济的作用，不能简单看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差额占GDP的比例。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国家的GDP为100，其中净出口为10，出口为90、进口为80，和出口为10、进口为0，两种情形从GDP核算角度看，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一样，但显然外需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天壤之别。
2007年到2019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从8.7%大幅下滑到1.5%。但同期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只从34.6%下降到17.3%。这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需仍然有很强依赖，而且这种依赖比GDP核算所显示的要强得多，不能因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之比降到了1.5%，就认为外需不重要了。
另一个数据是，根据2017年商务部部长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透露的，外贸带动的就业人数超过1.8亿人。当年全国就业人口为7.8亿人，有23%的就业岗位来自外贸，这表明出口对国内就业也至关重要。
其次来看逆全球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海外的利润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但来自美国本土的利润规模，相比于2014年的高点下滑了18.2%，只相当于2006年的水平。而2006年到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海外的利润增长了1.1倍。
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均衡惠及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将自身经济出现的问题甩锅给全球化，煽动民众反对和逆转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这就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外部环境，而且很难逆转。对中国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外需没有那么好了，出口没有那么顺畅了。
我们再来看国内需求到底怎么样。外需靠不住了，自然需要内需来托底经济，这也是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但国内需求真的像一些观点说的那样并不差，并不需要政策来引导和刺激吗？
在分析经济的时候，一般把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看成是内需，而且通常更关注名义增速。但想要了解内需的真实情况，需要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举个例子来方便理解，假设今年苹果5块钱1斤，现在手上有100块钱，可以买20斤。到了明年，名义收入增加后用来买苹果的钱也增加到了120块，但这个时候苹果涨到了10块钱1斤，120块只能买12斤了。买苹果的钱从100块涨到120块，因此苹果消费名义上增加了20%，但消费量从20斤降到了12斤，实际消费增速是-40%。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内需的实际增速，2009年到达高点后，到现在基本一路走低。衡量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速，从2009年的16.9%下降到2019年的6.0%。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同比增速，从2009年的35.5%下降到2018年的0.5%，2019年有所反弹，但也只有2.7%。
更为重要的是，内需实际增速的这种下滑，还是在实施各种扩内需政策之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光有居民消费，还有政府和央企国企等企业的实物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同样如此，既包括了由民企主导的制造业投资，也包括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出台了几轮大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但也没能阻挡内需一路下滑。
有两个指标，可以衡量扩大国内需求政策的力度到底有多大。一个是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即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之和比上GDP，能够衡量政策刺激后，举借债务用来消费和投资的规模。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141.2%飙升到2019年的245.4%。新冠疫情发生后，今年2季度更是上升到266.4%。
另一个是财政支出规模。扩大内需的政策通常由政府主导，各类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最重要。这两项财政支出的规模，从2018年的3.8万亿提高到2019年的21.5万亿，同期占GDP比例也从11.9%提高到21.7%。可见，政府需求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都在不断提高。
在扩大国内需求政策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内需增速也一路走低。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内需的情况会更糟糕。因此，那种认为国内需求并不差，所以不需要扩大内需政策的观点，根本就站不住脚。逆全球化后，无论是托底经济还是稳定就业，亦或是创造需求来保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都需要扩大国内需求来实现。
最后来看新形势下，如何扩大国内需求。长期以来扩大内需，基本是围绕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的，包括放松地产调控和加码基建投资。这种老路对经济的提振作用越来越小，副作用却越来越大，最典型的是债务风险。
未来扩大国内需求，需要更多向依靠消费转变。当然这并非易事，需要一些长效机制才能够实现。一是坚持房住不炒，2016年四季度以来，全国层面的地产调控都没有放松，未来再放松的概率也很小，地产黄金期已经过去了。二是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包括压缩政府支出和减税降费等。三是多元化居民收入渠道，比如发展资本市场增加投资性收入等。
最后总结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内出台了很多扩大内需的政策，但并没有阻挡内需下滑的步伐。逆全球化背景下，扩大内需变得更加重要，但不能再走地产和基建的老路，而是要依赖消费，这需要建立诸多长效机制才能实现。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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