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优越性日渐凸显
在中美两国应对贫富分化、新冠疫情等问题的背后，凸显的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对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的不同适应性。无论在内部分配的调节上、内部矛盾的处理上，美国都显露了难以改良的不适应，新冠疫情、“黑命贵”运动无疑也印证了这点。而中国则在自身发展、应对内部矛盾和外部挑战方面，展现了西方模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应对内外挑战两种制度的适应性大不同
洗岩在博客中说，1990年代冷战终结后，美国开始主导新一轮全球化过程，其基本框架是：将中低端制造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美国主要聚焦金融和高科技，通过金融、高科技两把剪刀，收割产业链顶端利润最丰厚部分,确保美国经济在全球的金融和科技霸权。但现实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剧本展开，行至半路出现了两个意外，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在美国国内，产业转移和巨额逆差引申出一个必然结果：产业空心化。空心化不是意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空心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美元霸权的背后，有全球产业托底。2008年的次贷危机，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玩得太嗨，玩脱线了，并非产业空心化之必然。真正的问题是，美国这么“先进”的制度，却处理不了因产业空心化而带来的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的超额丰厚收益，主要流入金融资本和高科技行业口袋，导致国内中产萎缩，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很自然的应对方式是：抑高、扩中、扶低而已，中国这几十年一直这么做。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遵循市场逻辑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却拿这样的事没辙。在全球化中受损的美国人只能自己站出来，反对导致了他们当前困境的全球化和空心化。在一个社会变化甚至进步的过程中，有某一群体因利益受损而奋起表达诉讼，这很正常，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发生。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也曾经发生多次，最严重的应该是1990年代国企工人大下岗，但中国走过来了，无非是利益调整、舆论引导，将怨气和矛盾消化到最低程度。可美国的政治设计，放大而非消弭了这个矛盾和冲突，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产业的利益方，政治博弈能力更强，不管哪个政党上台，都不敢出台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
以上是美国国内的意外，国际上的意外是出了中国这个异数，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按照美国的剧本，新兴国家会遵循他们设计的市场化逻辑演绎，美国纵然产业空心化，接盘中低端产业的，也应该是多个后发展国家（各有各的比较优势），或者是一个没有能力发展高科技和高军工的国家（因为中低端产业的积累不足以支撑高投入、慢回报的高科技行业和军工产业，且社会很快就会因劳动力价格提升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应该出现中国这么牛的对手。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革除计划经济制度弊端，吸收市场经济制度优点，凭借“集权+市场”的中国模式，以产业政策引导和集中全社会资源，硬是完成了传统市场逻辑下不可能完成的壮举：高科技逐渐发展起来、军力逐渐强大、中国逐渐崛起，在经济、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逐渐形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于是美国精英们开始反思原来的对华政策，认为被中国骗了：原来以为中国发展起来就是卖卖鞋子、打火机，没想到竟然还要卖智能手机、高端通讯设备，挑战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这当然不能忍。这就是这几年中美关系骤变的根本缘由。
梳理事态变化过程，不难发现，在中美两国发展经济、应对贫富分化、新冠疫情等国内外挑战的背后，凸显的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对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时代的不同适应性。无论在内部分配的调节上、内部矛盾的处理上，美国都显露了难以改良的不适应，新冠疫情、“黑命贵”运动无疑也印证了这点。而中国则在自身发展、应对内部矛盾和外部挑战方面，展现了西方模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单一利润驱动难敌经济社会效益多重驱动
西方经济模式是由企业主导、以利润驱动的，只有当利润足够时，资本才会产生投资、扩张的冲动；中国经济模式则大不相同，它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所以它不是单一的利润驱动，而是利润、就业、税收甚至其他社会效益（如扶贫）综合在一起的多重驱动，只要利润、就业、税收及其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综合考量是有益的，就可以投资，哪怕企业的利润率极低甚至为负；而且，这种考量不是以某一单个企业为视角，而是以全社会整体利益为视角，因此，只要整体权衡有利，哪怕具体企业在核算上亏损，也是可欲的，企业损失可通过政府补贴、政策倾斜等措施弥补——这种企业视角与政府视角的不同，单一引擎（企业）与双引擎（企业+政府）的区别，就是近20年中国经济超越西方预期、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之规范而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西方资本和跨国公司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品牌溢价，有雄厚的资本优势、成体系的产业链合作同盟，却在近十多年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一退再退，从钢铁、电视、电气设备，到造船、高铁、化工，同样的“中进西退”过程在几乎所有大工业领域不断上演，西方经济不断“脱实向虚”——由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西方“向虚”是必然的，但它本来可以不“脱实”，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并重，两条腿走路；然而，由于多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在中国竞争的压力下不断下降，资本无利可图，又不会为社会利益牺牲自己的利润，自然是脱缰野马一路“向虚”。
显然，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模式，是不同物种。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发展，前20年还可归结为主要得益于对西方市场模式的模仿以及对自身自然禀赋比较优势的开发，后20年则不同，主要得益于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中国现在这种多重驱动模式，政府主导是前提。当面对于企业不利、于全社会有益的项目时，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以产业、项目补贴和金融、税收等多项优惠政策扶持的方式，支撑企业进入。显然，从经济安全和引导结果可控等角度考虑，政府扶持的对象必然以国企为多，这就是在国内一些领域出现所谓“国进民退”现象的原因。但因此受益的绝非只有国企，为数众多被看好、具有发展前景的，尤其是新兴行业的民企也得到扶持，这就是在部分领域“国进民退”的同时，其他领域民企也能大举扩张，整体而言民企呈现前所未有繁荣的原因。这同时也导致另一结果，越是发展好的民企，政府越扶持，其与政府的相关度也越高。
以利润为驱动、以竞争为压力、以价格为信号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曾经使西方资本主义所向披靡，帮助其扩张全球，横压世界几百年。但今天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对手，一个由利润、就业、税收、社会效益等多重目标综合驱动的对手。西方经济的一个引擎（企业或资本）与今日中国的两个引擎（企业+政府）的竞争还将持续下去。
这种中国模式无疑带有明显的计划体制特征，但它与原来的计划经济大不相同。它巧妙融入了市场经济的优点，例如竞争压力机制，由市场需求自发确定价格信号以引导经济决策；资本逐利这一动力机制也被保留下来，只不过经济发展不再只依靠企业这一个引擎，而是企业、政府双引擎——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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