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启动中欧自贸协定、 CPTPP谈判条件已成熟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提高零关税比例，放宽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同时也将纳入更多跨境电商、环保、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新议题。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夏旭田 北京报道
“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下称“纲要草案”）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何谓“自贸区提升战略”？中国加入CPTPP条件是否成熟？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下称“《21世纪》”）独家专访了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
中欧商签自贸区条件成熟
《21世纪》：如何理解自贸区提升战略？中国有望与哪些经济体商签更多自贸区（FTA）？
魏建国：目前中国已经签署19个自贸协定，近年来我们推动了与智利、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瑞士等经济体的升级版谈判或第二阶段谈判，未来还将推动更多自贸区的升级。中国将积极探索既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又符合自身改革发展需要的自贸规则，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
此前的自贸区更多侧重于贸易与投资等传统领域，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提高零关税比例，放宽服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同时也将纳入更多跨境电商、环保、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新议题。
未来中国将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推动与海合会、以色列、挪威等自贸谈判进程，积极考虑加入CPTPP。此外，非洲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可以考虑与非盟商签自贸区。在中欧投资协定达成的基础上，中国推动与欧盟商签自贸区的条件也已成熟，甚至也不排除与美国商签FTA的可能性。
《21世纪》：去年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了谈判，你刚提到可考虑中欧FTA，两者有哪些不同？前几年来欧洲不断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中欧投资协定能否解决这一问题？
魏建国：中欧投资协定主要侧重于投资与市场准入，而FTA既包括投资，也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然人移动、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投资协定的达成可以作为自贸协定的一个试探，它为自贸协定的谈判创造了条件。
我们反对假借或滥用安全问题来排除正常的投资活动，中欧投资协定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欧盟对华投资仅占其对外投资存量的4%，占中国利用外资约5%，中国对欧投资占欧盟吸收外资总量的3.4%，这一比重与双方的经济体量并不匹配。
中国的投资不能再把目光局限在部分奢侈品、农产品等狭小领域，应当看到，中欧双方在汽车、核电、高铁、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上双向投资的潜力十分巨大。
扩大中国企业赴欧投资，首先要解决信息缺失的问题，企业应更多了解欧洲相关的政策、法律与人文环境，做好合规管理；其次，国内应在信保、认证、资金流动等方面完善政策，为企业保驾护航；其三，中国还需要在法律、会计等方面培育一批专业的中介机构。
RCEP是“做大蛋糕”的协定
《21世纪》：近日，中国正式核准了RCEP，这对全球产业链的重塑意味着什么？RCEP中包含区域积累原则，一些中国企业担心，这会加速部分成本敏感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区的转移，对此你怎么看？
魏建国：RCEP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其人口、GDP、贸易、投资总量约占全球30%。
RCEP的落地将带来四个“东移”：一是制造业产业链的东移，二是资本的东移，三是技术与创新的东移，四是人才的东移。
关于产业链外迁，近年来确实存在一些企业迁往东南亚的现象，但这不足为虑。
首先，中国尊重全球分工的客观规律，并不寻求，也没必要将所有产业链都保持在本国之内，事实上转至国外的企业在产业链上与国内大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其次，RCEP的区域积累原则将大幅降低区域内的贸易成本，进而相较区域外形成更强的竞争力，带来更多增量。RCEP并不是一个存量式的“分蛋糕”协定，而是一个“做大蛋糕”的协定。
再次，中国不怕产业链重塑，在未来RCEP的产业链中，中国有可能扮演一个“主齿轮”的角色，即中国通过自身的转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其他国家的运转，整个RCEP正是由多个“齿轮”国相互咬合、相互促进的精密机器。
最后，做好产业链的“主齿轮”，并不意味着规模大就行。对中国而言，最关键的是要增强自己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主导作用，比如部分纺织服装制造业可能会转向东盟，但中国可能会更侧重服装设计、高端布料的生产。这需要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加快产业升级，向产业链更高端攀升。
《21世纪》：RCEP的签署，使得中国首次与日本建立了自贸关系，这对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魏建国：RCEP的达成必将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走上快车道。此前日韩围绕半导体等发生了贸易战，很多人对中日韩自贸区持悲观态势，我不同意这些看法。应当看到，日韩的矛盾大都集中在历史遗留问题上，从长远看，这些矛盾趋于弱化。
目前中日韩在很多产业链上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上下游关系，彼此优势互补，溢出效应明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符合三国共同利益。
RCEP的达成有望缓和日韩之前的贸易争端和隔阂，而中国也有望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起到重要的润滑作用，加速这一自贸区的推进。如果说RCEP是一个“雁阵”的话，中日韩自贸区有望成为“头雁”，引领RCEP这一区域经济飞向更高、更远。
如果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加上第六大经济体韩国，能达成一个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该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引擎，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全球最大的生产链、供应链、消费链在此叠加，将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亚洲时代”。
《21世纪》：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可行性如何？
魏建国：目前，中国加入CPTPP谈判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仍需“跳一跳”。CPTPP一些条款比较严苛，但中国需要一个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来倒逼国内一些领域和产业的改革。中国企业也不能再躺在加入WTO的初级阶段凭借成本优势收获红利，而应积极投身到更高水平的演练场中去，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弄潮儿”，并在竞争中脱胎换骨。
补齐金融开放短板
《21世纪》：近年来，中国金融行业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原因是什么？“十四五”时期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要做好哪些准备？
魏建国：随着中国开放水平的提高，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是一个必然趋势。在新签的自贸协定和中国的负面清单中，均加入了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开放的内容。“十四五”时期，中国有望进一步缩短负面清单，扩大金融领域市场准入。
疫情之后的全球外汇储备可能会出现一轮“去美元化”浪潮，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有可能会出现加速。此外，中国还将积极推动资本项下的开放。
关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中国近年来在沪港通、沪伦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未来将进一步优化外资参与境内市场的渠道和方式，而这需要国内做好基本制度建设，尤其是监管制度的改革。最近我们在注册制上取得一定突破，未来需要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市场监管、保护投资者上进一步发力。
《21世纪》：在“十四五”乃至2035年，中国的开放将进入怎样的阶段？
魏建国：从整体看，“十四五”时期的开放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背景下推动的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开放，其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中国正从过去的被动开放转向主动开放，比如从过去的谈判降税变为主动下调关税；另一方面，从全球看，中国在对外开放水平上正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的阶段，因而中国积极考虑加入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此外，中国正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国内的改革要跟上这种开放，支持这种开放，适应这种开放，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深水区的一些改革，比如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一些矛盾会进一步暴露、凸显出来。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将是一个重要的长期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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