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改革开放中的角色转变：已非援助者 仍可提供经验借鉴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上宣读了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名单。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这其中有两名日本人：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40年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实行改革开放、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这两件在中华民族历史和新中国外交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相继发生在1978年下半年,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978年的10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而对日本进行访问。邓小平在访日期间说：“我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这次访问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航之旅。
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领导人走出国门，看到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深受震动。邓小平在考察汽车工厂时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他在乘坐新干线时意味深长地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邓小平同志的这两句感想，反映了他当时对学习日本经验、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刻思考。 在中日关系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足迹中，也可以看到中日互利合作持续深入发展的历史脉络。
可以说，过去40年在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因素中，日本因素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周边政治安全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改善中国整体的国际环境起到了强烈的促进和拉动作用，那么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则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并缔结和约，以法律形式正式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改变了百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向，开启了中日和平共处的新时代。
从当时国际格局看，面对中苏关系处于恶化状态，为应对苏联的巨大压力，中国在逐步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同时，通过建交并签订和约将日本争取到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阵线上来，形成了中、美、日联手对付苏联威胁的统一战线，这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给当时的东西方冷战打开了一个缺口，维护了亚太地区和平。
改革开放40年发展历史证明，中国发展同日本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外交努力，达到了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目的。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日本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表态支持，并通过日元贷款、无偿援助、技术合作、民间投资、长期贸易等方式积极参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也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了日本自身的发展。
中日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通过发展中日经贸合作，可促使两国的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活力得以竞相迸发，促使两国生产力的大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日之间就以民间贸易或“半官半民”贸易的形式开展合作。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使两国贸易在市场和政府双重推力下得到了更大发展。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03年，在近40年时间里，除了80年代中期至1992年短暂几年被香港地区超越外，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改革开放40年间，中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70多倍。2007年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并延续至今。
在投资领域，松下、日立、新日铁等日本企业是最早一批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数千万美元增加到90年代以后的每年数十亿美元，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拉动贸易发展，90年代中国对日出口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近17%，纺织、机械类产品比重大幅上升，中日建立起零部件相互供应的关系。
中国“入世”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新的高峰期，2001年实际投资金额达43.5亿美元，比上年猛增近50%，到2005年达65.3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日本累积在华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实际投资金额1080亿美元，居中国累计利用外资国别首位。
日本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短缺不足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政府依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开始接受外国政府资金援助。日本是最早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也是提供资金最多的国家。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正式开始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根据日方数据，从1979年开始的30多年间，日本向中国提供各类开发援助，包括开发贷款（约占援助总额的90%）、技术合作、无偿援助等三个部分，共计达到3.4万亿日元，约合300多亿美元。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主要体现几个方面：
一是弥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资金短缺。1980年中日签订第一份贷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方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2.2亿美元，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为1.67亿美元，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的最早、最大的一笔外国政府贷款，这对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中国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二是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中国投资环境，间接推动了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和直接投资。北京新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机场的新建或扩建、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横跨长江的五座大桥建设、北京等城市的部分地铁建设等一大批项目都使用了日元贷款。至2002年，在中国大约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总长度中，有4600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的。在中国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
三是促进了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至2002年，日本对华派遣专家4875人，接纳中国研修生14210人。除人才培训外，中国接受日本的无偿援助项目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交通、能源、通讯、环保、工业技术改造、救灾、扶贫和体制改革研究等许多领域。
日本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都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而日本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在二战后利用二十多年时间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自然成为中国学习借鉴的最重要对象之一。
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日之旅，事实上就是一次重要的学习之旅。他在日本记者俱乐部演讲时曾说，这次访问“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向日本学习”。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志和时任主管经济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商定了一个重大决策，即在世界范围内，物色国务院经济顾问，帮助中国制订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方案。1978年底，经过反复斟酌，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等三人成为国务院经济顾问的人选。
在总结顾问工作的基础上，邓小平亲自倡议中日经济界著名人士于1981年共同发起举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从宏观角度讨论中日两国经济中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日方成员大都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方案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多数出任过日本政府的高级职务。这成为中国学习日本发展经验的一个最重要渠道。
此后因大来佐武郎出任日本外相无法继续担任中国政府顾问，谷牧副总理提出，为使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更好的沟通和合作，设立“中日政府部长级会议”，日方称“日中阁僚会议”。双方外交部-外务省、国家计委-经济企划厅、国家经委-通产省、农业部-农林水产省、财政部-大藏省、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运输省各六位部长-大臣和有关人员与会，会议每年一次。
“中日经济交流会”及“中日政府部长级会议”等机制性交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谷牧副总理曾评价称，“中日经济交流会”是一块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试验田，它活跃了中国高层人士的思维，打开了人们发展经济的思路，使中国经济很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日方人士通过机制性交流向中方介绍的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并对中国的发展规划提出许多建议，都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中国制定的农村改革、引进外资、建立经济开发区的以及建立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的一系列重大决定都留下了日方有关人士的智慧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与日方的相关交流为中国对世界开放打开了一扇窗口，为此后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合作、更广泛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加速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早期经验。
中国已从接受者成为与日本平等交流的合作者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日两国的关系定位基本上是被援助者与援助者、技术和资金接收者与输出者关系，那么随着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最近十年则逐步转换为更为平等、双向交流、相互借鉴的合作者关系。
2008年，日本政府已开始陆续停止对华所有新贷款。2018年10月，日本安倍首相在访华期间正式宣布，中国已经“毕业”，完全终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今后，日中双方将建立“发展合作对话”，在平等的基础上讨论新的合作方式，并共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对日投资近几年的发展也增速迅猛，逐渐呈现出一股新潮流。中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从制造业向通信、互联网、金融服务等新型业态不断拓展。中国智能制造企业、互联网巨头和共享经济企业大规模进军日本。未来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发展前景广阔。
在双方人员往来方面，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游客是中国入境游的主力之一，但此后不断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访日游客人数和消费金额则增长迅速。到2017年，中国访日人数达735.6万人次，消费135.6亿美元，约占外国人在日消费总额的40%。
日本经验对改革开放全面升级新时期的意义
目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升级新时期，日本经验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跨越高质量发展的关口，跨越全面现代化的门槛，实现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
在如何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终实现进入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大型追赶型经济体，日本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对中国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我国经济当前发展特征具有日本二战后三个转型阶段的综合性特点。比如，从人均GDP、耐用消费品水平、刘易斯拐点（即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编者注）等指标判断，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末水平；从能源与环境压力看，中国与两次石油危机后1980年代的日本相似；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环境看，中国与1990年代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的环境相似。
继续借鉴日本成功经验，同时避免走日本的弯路，加强双方的发展经验交流与务实合作，对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前中日两国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日关系已重回正常发展轨道，重现积极向好势头。中日两国需要面向未来共同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双方都应根据新情况，着眼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认真研究对方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在宏观政策、科技研发、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汲取对方所长。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更高层次开展务实合作，在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养老医疗、财政金融等领域开拓两国互利共赢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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