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债”专家：华盛顿共识让拉美负债
【写在前面】2018年，强美元席卷新兴市场，除了土耳其，阿根廷也卷入这场货币暴跌的“腥风血雨”。
澎湃新闻记者在2018年11月中下旬的2个星期中，走进了危机下的阿根廷。
2018年，将写入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一年，阿根廷比索对美元汇率腰斩，阿根廷成为拉美地区继委内瑞拉后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阿根廷汇率虽不再像8月般剧烈变动，但汇率贬值造成的影响已迅速蔓延，物价纷纷上扬，露宿街头的人随处可见，民众走上街头……
澎湃新闻记者走进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城市萨尔塔，采访了政府高官、参议员、国会顾问、地方官员、企业主、普通民众、探戈演奏者……
此外，还深入刻画了四位民族主义者。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在他们看来，拉美的历史也是关于掠夺的历史。
澎湃新闻此次采访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决策各层面，形成《探戈的变奏：阿根廷危机镜鉴》系列报道，旨在呈现危机中的阿根廷之全貌。鉴于眼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全球化出现逆流，阿根廷的危机或可为中国之镜鉴。
Alejandro Olmos Gaona是阿根廷的“恶债”专家，现在担任阿根廷的国会顾问，他曾做过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的高级顾问。
他的家族1540年就从西班牙来到阿根廷，是阿根廷最早的一批移民，从祖先到现在产生了众多拉美地区的政要。他的父亲在世时，就以书写阿根廷历史为己任，一直延续到1983年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
他与他的父亲一样，对国家债务尤为感兴趣，在他们（二人同名）看来，债务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2007年，Gaona被任命为厄瓜多尔债务审核团的成员，此后他担任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的顾问，而科雷亚也是拉美左翼领导人的代表人物、曾经庇护过阿桑奇。Gaona跟随科雷亚去不同的南美国家访问，也与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国家分享了他所研究的关于债务方面的思想。2013年，Gaona被任命为国际交流审核团的成员，在Gaona看来，当前的世界强国正以经济手段来控制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Gaona认为，阿根廷最大的问题和危机都是负债所造成的。阿根廷几十年来一直债务累累，把资源投入在支付债务和利息上，因而无法把资源投入到国内的投资。
何为恶债
“恶债”（Odious Debts）理论起源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
和平谈判期间，美国主张和古巴都不必为殖民地统治者的债务负责任，尽管西班牙从来不接受这一主张，但还是在巴黎条约之下担负起了古巴的债务。
虽然法学学者仍在充实恶债理论的细节，但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国际法律社会的认可。
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和希玛（Seema Jayachandran）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评估制度，并宣布非法政权造成的主权债务是“邪恶”的（Odious），因此政府没有义务继承。
二战结束后，阿根廷的外债主要“崛起”于军政府独裁，也就是“肮脏战争”时期，此后的几十年里，阿根廷都因为永远无法清偿的外债而积重难返。
“阿根廷现在需要动用太多资金支付美元的债务利息，根本没有办法把资源和资金用于投资。”Gaona说。
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政府将众多国有资产出售给外国资本，如阿根廷航空公司、石油公司YFP等。这些运作不仅有华盛顿共识的支持，也得到了IMF的支持，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支持。
“1992年到2000年阿根廷的欠债情况不断激增，政府一直不断地把资源往外输出，外国银行成为国家机构的主人，欧洲和美国的外国公司也成为阿根廷内部公司的新主人。”
2001年出现很大的经济危机，2003年新政府上台开始重新整顿经济，重新安排国家债务。可是，在Gaona看来，除了经济整顿外并没有做出很大的改变。阿根廷航空公司还是在外国人的手中，债务还是在持续增长。阿根廷仍是一个农业出口国和矿物开采国，始终摆脱不了以农业等大宗货物出口为生的现状。于是，政府开始大量印钞票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在统计上造假，让别的国家认为阿根廷并没有通货膨胀。
华盛顿共识就是让拉丁美洲负债
对于华盛顿共识，Gaona的看法是，这个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目的就是让整个拉丁美洲负债。
“我对梅内姆做过研究，他当选时国家正从超级通货膨胀中走出来，他竞选时对人民发誓说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这个巨大的改变就是阿根廷一些国产公司私有化，还有巨大的欠债。这个总统所说的生产革命其实就是把巨大的利润转给外国人，所以这十年内也使国家负债增加到8000亿美元。”
Gaona认为华盛顿共识通过改革阿根廷的劳工法，对外资公司的审核更为弹性化，迫使拉丁美洲开放对美国的市场，迫使阿根廷继续成为以出口大宗商品为主的农业国。他们走的路线是削弱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Gaona搜集到的证据表明，IMF和世界银行所发出的密函显示，阿根廷承诺要将国有企业都卖掉。
Gaona与父亲同名，他的父亲Alejandro Olmos一直工作到1983年才停笔，虽然军政府在他父亲停笔不久后就倒台，但是他的父亲身体已经很虚弱，耳朵也失聪了，无法将研究再继续下去。
Gaona父亲的研究发现，在整个军政府时期，美国福特公司参与了军政府的独裁政权。军政府时期外债失控一案也得到了立案。可是，就在他2000年6月离世几天后，联邦法官以上诉时限到期为由，豁免了涉案的军政府成员。联邦法官称，他们（指军政府涉案人员）已向人民表示了歉意。
Gaona无奈地说，在阿根廷要进行有关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国家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其中的“秘密”，现在的法官拒绝调查现任政府和政治上表现活跃的经济机构。从报纸上就可以看到，法官就是调查一些小案子，真正大的政治家的“盗窃案件”没有人在研究。
“司法不想研究是因为政治的压力，要是研究就会涉及到很大的利益，涉及到国家和国际礼仪，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外国金融机构如何影响国家的运作。阿根廷历年来就是屈服于美国巨大的经济权威之下。”
Gaona家族历代大部分都是政治家和学者，他的两个曾祖父曾经是巴拉圭的总统，其中一位不仅是政治家也是一名学者。Gaona在曾祖父家看到关于历代祖辈们的照片，从小就感到非常自豪，希望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他的家族中，有总统、部长、外交官、作家、省长、参议员。他在家中6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一，这一辈中也只有他追随了历代家族成员的脚步，继续在政治和经济界做研究。现在他的目标是继续研究阿根廷政治，尤其是关于为什么阿根廷仍在继续败落。
在阿根廷，像Gaona这样的老派西班牙移民家族多为传统的天主教信徒。他不仅研究阿根廷，也研究过西班牙中世纪的历史，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在南美的故事，他还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传教士的书。
他自己是9个孩子的父亲，有从事艺术的，也有从商的，还有一个儿子在马克里政府旗下工作，他在家里也非常拥护政府，但Alejandron自己是无党派人士。直到看到他的第九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也喜欢研究，他认为这个小女儿会继承家族的衣钵。“我看得出来这个女儿以后会走我的路，因为她很喜欢研究，她已经研究了有关贫穷、哲学和其他不同领域的知识，她还有志于在大学时学习法学。”
当前的政府与危机
Gaona的研究表明，马克里家族是1944年从意大利南部到这边来的新移民，在军政府时代承包政府工程挣了很多钱。
“阿根廷人不是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他们是非常安逸而又容易满足的，虽然知道马克里家庭有问题，却并不了解深层次的原因。”
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在Gaona看来也并不“干净”。
她最大的败笔就是贪污，“实在是太明显了，有一些在10年前完全默默无名的人到现在有了船只和飞机。”
2018年1月，阿根廷《国民报》记者收到了一个装有8本笔记本各种发票、照片、录像等文件的密封箱子。在这些普通学生使用的廉价笔记本中，详尽记录了2005年至2015年间，阿根廷数名商界领袖如何向规划部官员行贿，以换取利润丰厚的公共工程项目的点点滴滴。这些笔记本的主人是阿根廷前规划部副部长的司机。
随着调查的展开，截至2018年12月，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现任总统马克里的父亲与哥哥均涉案。据《国民报》估算，这桩贪腐案的总涉案金额可能高达5600万美元（约合3.85亿元人民币）。
作为一名债务专家，Gaona对阿根廷的债务状况感到忧心忡忡。“马克里执政的短短三年中，阿根廷签下来的债务是有史以来从未有的。阿根廷无法偿付，于是就需要向IMF求助。这些债务会导致阿根廷陷入难以挽回的危机。不止如此，央行行长将利率定得太高，没有一个国家的银行能够让人民负荷这么高的利息。”
现在央行做的不是付国债，而是付央行内部财政方面的债务，央行的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政府在外面所说的是一回事，但是实际的经济数据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17年的预算案显示，2018年的通货膨胀会在10%左右，但今年通货膨胀是在50%，预算说比索对美元今年的汇率会是19，但是却到了37。每一个预测的重要参数都改变了。”
Gaona也很担忧高利率对阿根廷实体经济的打击。
“投资者第一意愿就是买美金，在阿根廷美金是最稳定的硬通货，所以大家用比索买美金，央行为了不让大家买美金，于是发行高利息的债券，把利息调高，可是这个政策完全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投资者对国家没有信心，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实业，投资债券反而比工作得到的收益更大。简单而言我们是投机型的经济，而不是一个投资型的经济。”
阿根廷是个独特的国家
“阿根廷有很多劳工法，是个很独特的国家。所以不能像管理企业一样来管理。”
Gaona介绍称，阿根廷有很多民众运动，也有很多工会，但是他们的力量是分散的，每一个工会都有自己的计划。不仅如此，政府也会跟每一个工会私下秘密洽商，导致力量更为分散。
“为什么阿根廷会如此分裂？”
“可能因为阿根廷大部分是西班牙人的后裔，西班牙本来就是个人主义很强烈的国家，一方面有历史的遗传因素。在阿根廷组织一个工作团队是很难的。阿根廷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有一个政策，大家都跟着政策一起走。可是在阿根廷，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计划，没有一个所谓的国策。庇隆总统在的时候大家看起来比较团结，可是之后每换一个政府就归零了。”
对比阿根廷和中国，Gaona认为阿根廷最大的问题是不团结，中国虽然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可是大方向是清晰的，至少每个中国人心里都知道要往哪里去。但在在阿根廷却没有。
“美国媒体在庇隆时期结束后发文说，阿根廷的民主是失败的，你同意吗？”
“是的，虽然对此我感到很伤心。”Gaona毫不犹疑地答道。
“阿根廷曾是很靠前的国家，有很先进的核能，核能曾经卖到过欧洲。但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却是如此脆弱，经济就停止在那了。作为一名政客，我对阿根廷和南美政治很了解。我觉得非常失望。1900年时，阿根廷确实是世界排名第五的国家。可是30年前美国人就预言阿根廷是一个无法再前进的国家。更让人痛心的是， 美国人说的是对的。”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阿根廷研究中心对本专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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