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普拉托的华人 能否“跳出”中国城
普拉托（Prato）是意大利中部第三大城市，距离东南面的佛罗伦萨仅25公里。过去三十多年间，它是数万名中国打工者的目的地。
不同于罗马、米兰，这座小城吸引华人的并非历史文化或地标景观，而是纺织业。普拉托的轻纺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二战后它一度是整个欧洲的轻纺之都，为各国提供布料、皮革和成衣。
1980年代末，第一批华人抵达普拉托。他们从“打工仔”做起，缝纫、剪裁、烫衣、包装，用几年时间还清债务，攒下“第一桶金”，再盘下工厂和店面，自己做老板。至今，远赴普拉托者仍有着相似的“上升”轨迹。
根据普拉托市政府2019年的数据，当地有24906名华人，加上持旅游签证逾期滞留的“黑工”，当地华人约有五至六万，占当地常住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来自浙江温州，特别是瑞安及文成地区的占了近六成，普拉托也被戏称为“温州城”。
共处一城，华人与意大利人有着微妙关系。一些人认为，Made in Italy（意大利制造）的背后，华人抢走了生意。也有人认为，某种意义上，华人“救”了普拉托，他们的工厂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2020年，新冠疫情让普拉托的华人群体与两个“震中”相连。
新冠下的自救
空间形态上看，普拉托有些“分裂”。一面仍是欧洲城镇的面貌，咖啡馆、广场、慢节奏的行人。华人聚集区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在Via Pistoiese和Via Fabio Filzi大街，满目皆是中文店招，餐馆、超市、旅行社、婚庆公司、中文学校。
1月中旬，“中国街”突然空了。路面上，红灯笼还挂着，但华人商铺大多关闭。本地人觉得奇怪，几乎全年无休的华人服装厂也停工了。
对于新冠疫情，华人早有警觉。先于意大利政府，他们商议起自己的防疫措施。
意大利最早通报的新冠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底，两名中国旅客在罗马确诊。但当时除体温测量外，意大利未对入境者有明确的隔离要求。普拉托的华人圈确定了14天的隔离期，返程者需要通过微信登记自己的姓名、住址、联系电话和返程日期。
隔离地点也经过了一番讨论。曾有人建议，征用几间华人经营的旅馆，供入境者集中隔离观察，后被否定。如果住在旅馆，配套的清扫、送餐服务无法保证。
停产停业停课，出门戴口罩，入境者居家隔离观察，Marco Wong是普拉托第一位华人议员，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的华人群体用的都是一些土办法，低技术门槛，但很关键。
Renzo Berti是托斯卡纳大区的公共卫生官员，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最初人们猜测，华人聚集的普拉托会成为疫情暴发地，但没人想到，几万人的华人圈至今零感染。2月，疫情在北部的伦巴第大区暴发。
截至6月22日，普拉托累计确诊了572名新冠病例，死亡51人。在普拉托，每10万名居民中感染者有274例，这低于意大利的平均水平，每10万人395例。
手停则口停的打工者
浙江丽水人周龙在普拉托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14天隔离期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度过的。经营餐饮、红酒生意之外，他还是公益组织公羊会意大利总会的会长。
疫情期间，周龙接到了一些华工家庭的求助电话。
普拉托大部分的工人处于生产链条的下游，从事的工种包括缝纫、洗衣、包装等等。当地服装厂大多停工时间超过了三个月，许多工人失去收入，却仍需缴纳房租。一些刚来不久的人还欠着出国时的债务。和零工者一样，手停意味着口停。
和大部分移民一样，身在异乡者仍然通过地缘连接。普拉托的华人群体中，绝大多数并不懂意大利语，但只要在“中国城”内，他们就能生活无碍。普拉托有18个注册的华人组织，如旅意福建同乡会、意大利丽水同乡会、普拉托华人商会、温州商会等。公羊会也是其中之一。
疫情期间，除了分发口罩等防疫物资之外，他们需要救助华工家庭。
周龙回忆，第一批求助的华工家庭有18户，来自瑞安、文成、丽水等地。他们牵头，从公羊会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又从意大利本地红十字会借来了救援车辆，分批将食物送到求助者家庭。
意大利推出了一些援助政策，但无法有效覆盖移民社群。3月底，意大利政府宣布拿出4亿欧元作为食物消费券，失业者可以申领。但那些没有固定住址（如非法居住在工厂内），或受雇于非正规企业（如未注册的小作坊）的流动工人无法申领。
但米、面、蔬菜、肉类，这些基本物资只能解决一时之急，更大的次生危机仍在持续。疫情之下，时尚产业受到重创。普拉托的工厂面临复工危机。
一个生产型社区的复工危机
近些年，普拉托一度被称为“快时尚之都”，服装销往西班牙、德国、荷兰、法国等周边国家。但疫情下，市场尚未恢复，海外订单锐减。
通常，每年2月是普拉托的夏装生产季。疫情打乱了生产节奏。据托斯卡纳一个服装产业研究中心Confindustria Toscana Nord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普拉托的工业产量下降了11%，其中时装业受挫最为明显，预计第二季度降幅更大。
普拉托允许服装企业从5月4日起陆续复工，但此时复工，工厂只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倒货，等到夏季，春装开始打折。面对重启服装厂的房租、人工等成本，以及付款周期长、产品滞销，过季服装打折出售等风险，大部分经营者选择继续停产。一些华人工厂的复工时间推迟到了5月底，甚至6月。理发店、美容店等服务性行业的复工来得更晚。
疫情下，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供不应求。普拉托的服装厂找到了转机。拥有车工、剪裁工等熟练工人，一些工厂迅速“转型”，生产口罩。
浙江籍商人叶宇经营着一家时装公司，生产休闲女装，自有品牌，从设计到生产。2月中旬，伦巴第大区疫情暴发后，叶宇暂停了服装业务，改为生产一次性口罩。5月底，他还扩充了一次产量，租下新的工厂。由于当时熔喷布原料紧缺，和他一样，普拉托大部分口罩厂商生产的都是普通非医用口罩。
由于疫情紧张，普拉托当地政府对申请生产防护物资的工厂开通绿色通道，审批速度加快，迅速投入生产。
但成功“转型”者仍是少数，对大部分企业而言，完全复工需要面对多重难题。据普拉托新闻网报道，越来越多华人纺织厂、服装厂和餐馆老板决定停租，甚至干脆“止损”，离开普拉托回国。叶宇有些悲观，一些已经复工的企业也无法坚持到8月。
为减轻复工企业的资金压力，普拉托市政府允许一些企业和经营场所减免税负，那些疫情期间营业额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0%以上的经营场所和企业可以提交申请，可以将3至5月租金的30%至60%作为税收抵免。复工企业可以向政府申请2.5万欧元的补贴，当地银行也推出了面向企业的免息贷款。
但大部分申请者仍是意大利本地人。部分华人企业经营的加工厂并不正规，无法出示报税记录等证明文件。据欧联网报道，意大利政府提出了多种措施鼓励复工，但截至5月底，领到补助的申请者不足5%。普拉托的经营场所每月承担的房租价格约为每平米18欧元，服装厂的规模通常在数百至两三千平米，即便少部分企业能够出示报税单等证明文件，2.5万元的补助仍是杯水车薪。
叶宇解释，语言不通是一大问题，很多华人从未真正进入过本地社会。
“跳出”中国城？
三十多年来，普拉托逐渐形成了两个世界。
华人打工者的生活紧紧围绕挣钱。他们对异乡的风土民情无感，很多人没去过罗马和米兰。他们努力攒钱还清出国时欠下的债，再依靠同乡关系借贷，买设备、招员工，自己做老板。计件工资制下，没人会对加班有所怨言，累了就趴在工作台上休息一下，醒来继续。
语言之外，华人与意大利人的隔阂有着结构性原因。
实际上，最早华人盘下的“工厂”大多是意大利人的家庭作坊，楼下是生产空间，楼上则是生活区。
二战后直至1980年代，这种小规模、专门化的家庭作坊在普拉托大量存在，一度为阿玛尼（Armani）、范思哲（Versace）等奢侈品牌提供面料。小型家庭作坊能在不断变化的时尚潮流中快速“掉头”，及时调整。
但随着全球化推进，制造业转向了生产成本更低的东亚地区，那里有更低廉的劳动力和租金，以及更优惠的税收政策。普拉托的手工作坊经历了一波失业潮，华人到来后，一些小型服装厂主干脆将作坊租给华人，成了“包租公”。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华人工厂主也发展出了独立的生产空间。普拉托有4800多家服装企业，其中3000多家由华人经营。如今，在城郊的Iolo、Travola工业区，以及城市西南部的Macrolotto 0区和1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快时尚服装产业链。
生产生活空间混杂的家庭作坊模式一度让普拉托的纺织业走向繁荣，但存在安全隐患。2013年底，一间华人成衣厂发生火灾，7名华工丧生。
一些意大利同行认为，华人抄袭设计，拉低了“意大利制造”的标准。一些本土文化保护者甚至一度提出，手工制品不仅应该Made in Italy（产自意大利），更应该Made by Italian（意大利人制作）。
习惯了8小时工作制的意大利人也无法理解华人作坊里的超时工作，认为这是虐待劳工。再加上一些工厂非法雇用“黑工”，也引发当地人不满。
但一些华人工厂也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叶宇就经营着自己的品牌，雇用意大利本地的设计师和工人。
2011年，NHK拍摄的纪录片《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在时尚之都经商的华人》中提到，很多华人试图“跳出”中国城。
疫情期间，周龙不再想“自扫门前雪”，想为普拉托做点事情。公羊会意大利总会向普拉托市政府提出申请，工厂主有消毒设备，可以为学校、政府部门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最终获批。经当地教育部门批准，公羊会于6月初开始为普拉托的60多间学校免费消毒。
周龙表示，虽然意大利本地历来有公益传统，但疫情之前，专注的华人打工者鲜有时间和精力参与义工。疫情期间，一些华人家庭接受了公羊会等机构的帮助，也成为志愿者，参与了公羊会的公益消毒行动。
谈及未来，叶宇却有些悲观。近些年意大利右翼政党鼓吹排外，敌视移民。
6月11日，普拉托税警突击检查了28家华人口罩工厂。13名代工厂企业主因涉嫌雇用非法移民、非法转包、剥削劳工而被捕。其中一间华人企业此前曾日产10万只口罩，供应给托斯卡纳大区的医护人员，当地媒体称，这是服装企业的一次成功转身。然而，该工厂也被查抄，工厂主面临起诉。
而在意大利疫情大规模暴发前的2月下旬，普拉托当地的一些华人餐馆也曾与意大利学校的配餐机构交流，希望配送的学生餐可以增加中国菜。
“我们希望融入，希望他们能对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
（应受访者要求，叶宇为化名）
2019年，“社区更新观察团”走进上海5个社区，听社区实践者分享在地经验，与关注社区议题的人，一起漫步、观察和讨论。2020年，社区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线，后疫情社区将有哪些变化？社区治理会有哪些转向？我们将在“融合”、“治理”和“数据”三个主题下，继续观察，探讨社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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