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疟疾70年终告全胜：中国带给世界的，不只有青蒿素
尽管中国成功消除了本土传播的疟疾病例，但疟疾防控的脚步仍未停歇。
9月14日，盖茨基金会发布了第五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其中着重提及了中国消除疟疾的经验。
6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称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每年报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经过70年不懈努力到如今完全消除疟疾，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在中国的抗疟进程中，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疗法、“1-3-7”工作规范、使用药浸蚊帐等经验已上升至国际高度推广。
尽管自2017年以来，中国已连续4年未报告疟疾本土病例，但仍面临疫情从东南亚、非洲等地输入的风险。如何防止疟疾在中国卷土重来？
在盖茨基金会举办的媒体研讨班上，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曹俊在回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时表示，在将中国经验向非洲等地因地制宜推广的同时，应加大对于蚊虫耐药性等问题的研究，推动抗疟药物的创新研发工作。
跨越70年的战斗
疟疾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可通过按蚊叮咬传播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进行传播。疟疾的主要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症状包括发冷、发热、出汗、全身酸痛等，严重者可能出现肝、肾功能衰竭，如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
中国曾经饱受疟疾之害。世卫组织称，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每年报告约3000万病例。一场延续70余年的抗疟战役随之拉开序幕。
中国率先在研制疟疾解药方面为世界做出突出贡献。1967年，国家科委牵头发起“523任务”，由屠呦呦担任组长的中药抗疟组团队发现了青蒿素，并通过乙醚低温提取的方式为青蒿素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2015年，屠呦呦凭借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疗法（ACTs）已被世卫组织视为防治疟疾最有效的措施。
防控传染病的三个基本措施为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以及保护易感人群。在尚未有疫苗问世的情况下，中国证明了疟疾依然可防可控。“1-3-7”模式正是在一代代抗疟人的摸索中形成的工作规范。
曹俊曾亲身经历了“中国无疟”的进程。据他介绍，“1-3-7”指的是1天内完成疟疾病例报告、3天内完成病例复核和流行病学调查、7天内完成疫点调查处置。2018年世卫组织制定的疟疾监测响应工作手册中，正式采纳了中国的技术方案。
疟疾的传播媒介主要为按蚊叮咬。世卫组织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已经是最早大规模实地测试药浸蚊帐的国家之一。配合在室内喷洒菊酯类杀虫剂、在越冬或早春季节消蚊灭蚊等措施，中国在切断疟疾传播途径上作出了不懈努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为世人熟知的联防联控机制，早在抗疟过程中得以体现。1974年，苏鲁豫皖鄂5省正式开展疟疾区域联防联控。2020年12月，在13部委下发的《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中，将范围进一步扩展至4个消除疟疾联防联控片区，囊括24个有疟疾传播风险的省份。《办法》要求，各联防联控片区分别建立省份年度轮流值班、交叉检查和年会制度。由轮流值班省份承担当年片区联防联控的区域防控协作、交叉检查、年度工作总结会议等。
步入疟疾消除阶段，我国根据各地疾病流行情况，将2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分为4类。一类县为3年均有本地感染病例，且发病率均大于或等于万分之一的县；二类县为3年内有本地感染病例，且至少1年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的县；三类县为3年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的流行县；四类县则为非疟疾流行区。
曹俊指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该阶段最突出的中国经验之一。“我们邀请全球基金资助我们的一类县和二类县，三类县和四类县则由我们利用有限的资金，实现可实现的目标，更加聚焦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球基金技术顾问和合作部疟疾主管斯科特·菲勒指出，从2003年到2013年，全球基金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赠款，在防治疟疾、艾滋病与结核病方面展开了深层次合作。“作为曾经的受助国，中国已成为了全球基金的捐赠方。中国不仅成功地消除了疟疾，并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了经济，迄今向全球基金捐助了6300万美元，希望帮助其他国家取得同样的成功。这一身份的转变是再成功不过的例子。”
如何避免疟疾死灰复燃？
尽管中国成功消除了本土传播的疟疾病例，但疟疾防控的脚步仍未停歇。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解读《办法》时指出，全国每年从境外输入约3000例病例，仍面临境外疟疾输入以及输入后再传播的风险。
曹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边境人员流动管理更为严格。可是对于蚊子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越过边境，因此边境疟疾防控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任何疟疾防控项目一停，发病率都会明显回升。”
《办法》要求，以监测工作为重点，执行消除疟疾“1-3-7”工作规范，及时发现疟疾输入病例并规范治疗，科学开展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有效处置高传播风险疫点，阻断疟疾输入再传播。
另一方面，将防疫关口再前移也是防止疟疾卷土重来的关键。与全球基金的合作正体现了中国推进“天下无疟”的热忱。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非洲占全球疟疾发病和死亡病例的90%以上。如何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抗疟合作，成为了与会专家聚焦的重点。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首席代表顾问杨建悦表示，中国经验在非洲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同样需要因地制宜。“盖茨基金会在坦桑尼亚做了一个试点，1-3-7当中的"3"是要做病例的复核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当地基层卫生资源的配置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将1-3-7改造成1-7防控模式。目前世卫组织也正在尝试将1-7模式推广到赞比亚、布基纳法索和塞内加尔等疟疾高发国家。”
“当儿童患了急性疟疾，一定要确保他能获得基础的医疗服务。当他去诊所看病时，能够进行寄生虫感染诊断，如果确实得了疟疾，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抗疟药物，全部就诊过程要记录下来并且上报，这样的监测系统才能对未来介入提供有效指导。”斯科特则强调，希望与各方力量携手，帮助非洲大陆建立可持续、富有韧性的卫生体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非洲大陆本就艰巨的抗疟工作蒙上了一层阴影。2020年，世卫组组织曾预测，基础性的疟疾防控工作将受到严重干扰，可能让已取得的进展倒退10年，从而导致新增20万人死于这种本可预防的疾病。但根据最新的数据分析，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疟疾发病率仅增加了0.5个百分点。
斯科特说，为避免过往的努力付之东流，全球基金调整了蚊帐的交付方式，由过往的中心站定点分发改为挨家挨户上门分发，为此增加了17%的蚊帐发放数量，并增加了室内滞留喷洒药物的覆盖范围。
盖茨基金会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正因许多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确保蚊帐的分发，以及检测和抗疟药物的持续供应，疟疾的防控成果才不足以倒退。
避免疟疾在我国死灰复燃的另一关键，是解决蚊虫对于ACTs与药浸蚊帐的耐药性问题。《办法》指出，国家级和有条件的省级疾控机构应当具备开展疟原虫对抗疟药敏感性监测、媒介对杀虫剂抗性监测的能力。
曹俊表示，在我国实现消除疟疾目标的背景下，近年来的研究步伐已有所放缓。“青蒿素是我们研发方面的里程碑。目前针对青蒿素新剂型的研发工作已在进行中，但距离产品化仍有一定距离。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投入，取得更多突破性的进展。”
斯科特则说，为激励中国企业创新，全球基金将考虑使用价格溢价等手段帮助他们更好地进入相关市场。“中国企业在消除疟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基金已经从中国企业采购了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抗疟药物和蚊帐。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激励创新，包括向生产商传递这一理念，即如果他们能够满足抗药性的标准，我们将帮助产品进入相关市场，得到采购。”
（作者：尤方明 编辑：周上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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