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意大利前环境部长：新冠病毒1月就在北部出现 但防控并不奏效
零号病人的身份现在仍是未知。意大利从1月31日开始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以应对疫情。如果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能够立即启动和中国的合作，建立共同的监督和评估协议，情况会好得多。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的巨大努力和投资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将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新的全球传染病的伤害。
文|《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编辑 | 苏琦
当地时间4月25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委员会专员多梅尼科·阿尔库里表示，从5月4日起将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免费对15万人进行新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
阿尔库里透露，政府最终从72家企业中选出了能够提供最优血清检测方案的一家企业，比原计划提前了4天。此外，政府还将从5月4日起，向医疗、公共服务保障、军警等特定人群发放足够的口罩。意大利将尽快规定口罩最高销售价格。
有研究机构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自2020年1月下旬由慕尼黑来到意大利，并悄无声息地在伦巴第大区逐渐蔓延开来。2月20日午夜，有着1000万居民的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确诊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人，这名38岁的健康Vò村男子被称为1号病人，他无相关旅行史，无明显接触史。测试随后在整个3300人的村庄展开。结果表明，在“第一例”发生时，该村的3％人口已被感染，当时他们没有或只有很轻微的症状。
从2月21日上午开始，意大利追踪和测试了1号病人的所有联系方式，虽然无法检测到零号病人，却在科多诺市周围发现了疫情。在随后的一周内，科多诺地区以及伦巴第南部的几个邻近城镇发现的病例数量迅速增加，到3月8日增至5830个。
通过研究伦巴第大区的首批5830个确诊病例，研究人员根据流行病学分析追溯，以症状起始时间点追踪，构建出意大利疫情的早期传播图。他们惊讶地发现：新冠病毒最早在1月1日就已经出现。但直到2月下旬，意大利才开始封锁城镇。如今意大利正从目前的“封城”阶段，过渡到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紧急状态第二阶段，此后可能会实行错峰上班，人们使用公交的方式也可能与以往不同。是否过渡到第二阶段将由中央政府根据卫生部技术和科学委员会的建议来决定。
意大利从1月31日开始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以应对疫情。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该国从3月10日起进入全国“封城”状态，从3月12日起关闭全国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所有商铺，从3月21日起关闭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意大利已两次延长“封城”措施，目前的“封城”措施将持续到5月3日。
截至当地时间4月25日18时，意大利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57例，累计确诊195351例，死亡26384例，治愈63120例。当天进行核酸检测65387次，阳性结果占比3.6%，为2月末疫情暴发以来最低值。重症监护病例2102例，连续22天下降。
意大利前环境部长科拉多·克利尼（CorradoClini）对《财经》记者指出，根据过去数周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在意大利北部的出现时间是1月早期，远早于2月20日第一例确诊阳性病例，也早于1月30日两名中国游客的确诊发现时间。
科拉多·克利尼认为，零号病人的身份现在仍是未知，但从2月28日到3月8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病例的数量从530例到5830例的快速增长表明，这个新冠病毒已经在人群中出现了快速的传播。
有媒体报道说，早在1月就有意大利官员提出对北部一些从中国度假回国的学童进行隔离，以保护学校。这一提议因认为散布民粹主义恐惧而未被接受。1月30日，意大利停飞了所有与中国之间的来往航班。“我们是采取这项预防性措施的首个欧洲国家。”他说。
之后的一个月内，意大利对新冠病毒恐慌做出了迅速应对。科拉多·克利尼说，自从收治1月30日两例中国游客的病例开始，警报在意大利已经拉响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月31日意大利政府就宣布了国家进入健康紧急状态，但是政府只采取了关闭来往中国的直航管制。
科拉多·克利尼对《财经》记者说，这一措施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它并未能限制中国旅客经由其他国家中转的航班到达意大利。如果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能够立即启动和中国的合作，根据中国和意大利于2019年11月签署的关于保护健康不受传染病影响的协议，建立共同的监督和评估协议，情况会好得多。
一错再错
人们缺乏风险意识，他们的不恰当行为也加速了新冠病毒的传播。不仅是意大利，整个欧洲都错失了这个宝贵的时间
《财经》：3月18日意大利疫情还处于高峰期，现在新冠病毒在意大利传播的情况怎么样了？
科拉多·克利尼：从1月30日到4月5日，意大利共有累计128948名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病例，15887例死亡病例，21815例康复，其中目前有28949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3977人进入了重症监护室。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流行曲线正在向着下降阶段发展，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也在逐渐减少。
《财经》：有媒体称，意大利的新冠肺炎变成灾难始自一场当地举行的足球赛，你对此有何看法？
科拉多·克利尼：2月19号在米兰进行的亚特兰大与瓦伦西亚的欧洲冠军联赛有可能助涨了新冠病毒在伦巴第大区的传播。不幸的是，尽管意大利政府于1月31日就因新冠病毒宣布了国家进入健康紧急状态，但在那时，封城和一些其他的预防行动并未实施。尽管武汉的教训已经非常严重和清晰，但我们采取的应对措施仍不十分明确。
《财经》：有研究机构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自一月下旬由慕尼黑来到意大利，并悄无声息地在伦巴第大区逐渐蔓延开来，这是意大利的‘零号病人’吗？
科拉多·克利尼：根据过去数周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在意大利北部的出现时间是一月份早期，远早于2月20日第一例确诊阳性病例，也早于1月30日两名中国游客的确诊发现时间。
零号病人的身份现在仍是未知，但从2月28日到3月8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病例的数量从530例到5830例的快速增长表明，这个病毒已经在人群中出现了快速的传播。
《财经》：在2月19日意大利境内仅有3例确诊病例，并且没有证据表明社区传播已经开始。作为一名疾病方面的专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问题变得严重了的？
科拉多·克利尼： 自从收治1月30日两例中国游客的病例开始，警报已经拉响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月31日意大利政府就宣布了国家进入健康紧急状态，但是我们只采取了关闭来往中国的直航管制。这一措施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它并未能限制中国旅客经由其他国家中转的航班到达意大利。
如果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能够立即启动和中国的合作，根据中国和意大利于2019年11月签署的关于保护健康不受传染病影响的协议，建立共同的监督和评估协议，情况会好得多。
显而易见，不仅是意大利，整个欧洲都错失了这个宝贵的时间。
《财经》：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如何评价意大利地方政府和更高层级领导人做出的反应？
科拉多·克利尼：政府采取了渐进的管控措施，除了封锁往来中国的航班，封城禁令自2月22日起在新冠病毒高强度传播的地区施行，并逐渐扩展到了全国，一切非必须的生产生活活动被限制进行，所有人都被要求留在家里。
最初，这一措施只在部分地区执行，这也许导致了其他地区的人们对于风险意识的缺乏，他们的不恰当行为也加速了新冠病毒的传播。
自三月中旬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管理已经更为明确，并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更高的一致性。人们现在已经在正确的遵守规定。目前，意大利全国封锁的状态已延长到4月13日，后来又再次延长。
至于各大区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的医疗保健组织的管理工作是由各个大区各自负责管理的。情况最严重的几个大区——伦巴第、威尼托、艾米利亚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并根据国家的应急政策采取了补充措施以预防感染，对受感染和患病人群进行测试和治疗。
关于预防，在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方面，各大区都根据自身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比国家政府的管控提前采取了更多限制性措施。但由于个人防护设备的缺乏，尤其是口罩，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国家供应部门前相互竞争。
对于病人的测试已经渐渐扩展到了更庞大的人群中，在威尼托大区，由帕多瓦大学主导，我们采取了类似于韩国的检测手段，进入了比较靠前的阶段。至于对那些已经感染者的治疗，在上述三个医疗组织水平很高的大区依然有着严重的设备和人手的短缺。
与整个欧洲一样，在意大利，根据统计数字和人民健康需求的反应，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将建设专门用于流行性传染病的医院视为优先事项。因此，在医院设立新的专门的病房和重症监护室的需求迫在眉睫，而医护人员在这一段时间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已有80多名医生和25名护士“倒下”了。
受损的经济前景
如果经济和生产活动在五月份依然停滞，最好的情况是国民生产总值会下滑6%，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遭受着面临重大变化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损害过去70年以来建立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关系
《财经》：是什么使得这个病毒在意大利变得如此的危险？
科拉多·克利尼：真正的危险因素是人的衰老，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心脏病，糖尿病）。这些基础疾病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更具危险性。
意大利是欧洲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的感染人群平均年龄为63岁，而中国的平均感染年龄为46岁，46岁的人体免疫系统比63岁的能对病毒做出更好的反应。我们60岁以下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死亡率不到10％，其余的死亡病例都发生在60岁以上的人群。
《财经》：在美国，人们将这一疾病的暴发归咎于两件事：一是对于它的低估，二是测试量无法满足需求。对于意大利来说，您认为哪个才是最大的错误？
科拉多·克利尼：我认为是最初各个大区政府采取的措施缺乏一致性，以及采取的测试方式的不确定性。
《财经》：如果人口老龄化是影响意大利病人死亡率的因素之一，还有哪些其他因素导致事态恶化吗？
科拉多·克利尼：在三个感染情况最严重的大区（共有约1950万人口）都有着高密度的交通网络并涉及着广泛的产业活动。伦巴第、威尼托和艾米利亚大区的大部分城市人口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2000至3000人之间。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工作场所都与居住区处于不同的地点。
除此之外，这三个大区贡献了全国45%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且也是整个欧洲吸引最多外国访客的区域之一，是旅游业和商业的重镇。
所有这些都是病毒在这里快速传播，造成大量感染者的原因。
《财经》：当新冠病毒在武汉暴发的时候，您有什么看法？现在您的看法有哪些转变？
科拉多·克利尼：在1月12日中国对新冠病毒进行测序并分享了基因序列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在武汉暴发了新的病毒，我认为愿意分享知识和经验将是开展合作应对这一新的全球性健康风险的良好起点。
现在我认为，如果合作立即开始，我们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局面。
《财经》：在意大利度过至暗时刻后，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科拉多·克利尼：我们尚不清楚这一健康紧急状态还会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多久的影响。但是很显然，经济的发展前景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对意大利来说前景不容乐观。如果经济和生产活动在五月份依然停滞，最好的情况是国民生产总值会下滑6%，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遭受着面临重大变化的风险，可能会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损害过去70年以来建立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关系。
意大利所面临的风险对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是相同的。
除此之外，过去20年我们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和投资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将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新的全球传染病的伤害。在这个关头，我们急切需要强有力的新的国际合作。20国集团的承诺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近日，20国集团承诺采取一切措施克服这一大流行病，并以5万亿美元的一次性注资支持世界经济。正如习主席对欧洲、美国和印度表现出的团结性一样，这具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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