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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政府救助政策 关键是要让企业续命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0-04-30 01:45

截至北京时间4月27日,全球累计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逼近300万。在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将产生哪些新机会?如何避免大面积失业的发生?全球供应链将发生哪些变化?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执行教育长陈龙。陈龙认为,从宏观到微观、从供给到需求,再到人们的信心和资本市场都遭受到了疫情的全面冲击。从政府的政策层面来说,各国针对疫情冲击的救助政策,其本质就是续命,尽最大的努力让大部分有生命力的企业活下去,企业是否能续命直接关系到失业率以及消费者的信心恢复。

数字技术在疫情中的角色

《21世纪》: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看待中国的数字技术在疫情中的表现,以及疫情会给中国的数字经济领域创造出哪些新机会?

陈龙:要谈机会首先要看到它带来的挑战。我们正面临近几百年以来未曾遭遇的经济冲击。从历史上看,即便在战争时期,仍然有一部分经济在运转,但现在为了控制疫情,不得不让经济停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停摆。

一方面,一些国家在控制住疫情后,仍不能预料经济会有多大程度的坏死。另一方面,即使如中国这样能够较好地控制住疫情,要恢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疫情带来巨大负面冲击的过程中。

再来说数字技术到目前为止起到的作用。这次疫情本质上是让人们必须保持距离,经济是从“无忧经济”转向“距离经济”的过程,传统的经济活动的模式要求必须有近距离的协同接触。而数字技术天然地能够克服距离的障碍,因此它不仅在目前对抗疫情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之后的经济复苏、经济转型中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面对这次疫情的全面冲击,政府、企业机构、社会各界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应对它,懂得了如何在混乱之中获取信息。数字技术制造了一个信息的大市场,它将十几亿人的信息互联在一起,我们通过它区别各地区疫情的危险程度和蔓延状况,并有针对性地追踪、检测和隔离,这种方式对控制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西方国家现在也渐渐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必要性,但他们最初认为这只是亚洲或者中国的事情,后来看到意大利的疫情相当严重了,再加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了研究报告,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现在有能力的西方国家也都在学习如何联结全民信息,掌握各地区疫情蔓延趋势,追踪、检测、隔离可能受到感染的人群,在混乱的情况下调配物资。数字技术在这些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另外,像直播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修建过程这样的事,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信息透明、遏制恐慌的作用。

《21世纪》:政府在这次疫情中借助科技公司的力量做了很多事,疫情过后合作是否会有新的模式?

陈龙: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全面危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调配资源对抗疫情,防止经济坏死,同时能够在疫情被控制后快速恢复经济。欧美国家也采取的是扩大政府权力的对策。但政府没有办法独自去做这件事,政府需要和企业协同。数字技术使人类的协同方式变得规模更大、更加复杂、参与度更高。一个大的协同市场需要数亿人的参与,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传统零售商的服务范围只有几公里,而现在很小的店开业就可能服务上千公里以外的用户。疫情使全球经济向距离经济转型,所以我认为政府与科技公司的合作还会持续,而且社会各界都将参与进来,这将带来一个范式上的改变。

《21世纪》:最近经常被提及的案例是“非典成就了淘宝”,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另外,在此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用户数量激增的平台,你觉得哪些领域可能产生一批新的巨头企业?企业如何把握机会?

陈龙:不能说“非典成就了淘宝”。危机就像林火,大火会烧毁一些东西,但也让新生物有了生存空间,会有新的繁荣。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能力就是把握不定性的能力,如果在巨大的困难中活下来,就有可能业务转型。当时淘宝就正好遇到了此后线下向线上转型的机会。

另外,数字化转型本来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趋势,疫情使这场转型提速,更快地朝着“距离经济”的方向去了。我认为这是长期的改变。对于消费者来说,改变的是心态和习惯,如果有能够替代距离的东西,他们就可能会转向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企业来说,改变的是协同方式。数字技术如果不能成为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危机。我认为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当前宏观政策是“续命”

《21世纪》: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层面反复提及“新基建”,你怎么看“新基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

陈龙:这次冲击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冲击某个行业,这次是对经济全面的冲击。中国的情况也与国外不同,疫情在中国春节前后发生,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活跃度本来就比平时要低很多,但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经济没有自然恢复的过程,那么各领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刺激经济的政策上,二者宏观的着眼点会非常不同。

我认为现在国外的经济政策与其叫作“刺激性的经济政策”,不如叫作“续命政策”。西方国家整体的政策逻辑是,政府会承诺无条件地、没有底线地提供支持。在财政政策上,国家计划的财政开支非常大,比如美国达到了GDP的10%。货币政策采用减息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降低借贷成本。

有人会质疑花钱这么多是不是不负责任?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次对经济的数百年未有之冲击,从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是:越早动手,成本越低,经济上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绝大部分国家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考虑未来的投资,而是其经济可能要衰退。衰退与萧条的区别是有没有大面积的企业死亡,和有没有大面积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衰退就像一个噩梦,醒来后机体没有坏死依然还能奔跑,但是有坏死就不行了,企业死亡后的重置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的许多宏观政策都是有针对性的续命政策。

再来说新基建。用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式拉动经济,如果它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能进一步加强中国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那么我认为这种投资是具有前瞻性的。

以历史上的美国大萧条为例,很多人想起来的场景都是美国的大面积失业,再看得远一点,大萧条也很像刚才我讲的一场大火,加快了美国的电气化进程,大萧条前,美国农村只有10%用电,上个世纪30年代末,美国农村90%区域都用电了,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就是电,同时,美国的很多高速公路也是那个时期完成的,这也带来了很多机遇,以GE为代表的一些企业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所以说,新基建在当下对企业来说也有很多的机遇,如果能参与和帮助国家完成一些建设和转型都是很好的。

《21世纪》:近期国际劳工组织在首次评估新冠病毒时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81%劳工。如何看待失业率的问题?政府能做什么?

陈龙:失业率的飙升在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普遍的出现,在中国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会失业?首先是经济停摆,人们很多消费没了,企业也没法运转,有固定开支的企业肯定会受到冲击。

以美国为例,美国500强企业的现金流平均只能维持7个月,小微企业只能维系约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做过调研,中国大部分企业的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疫情持续时间久的话,很多企业是没法恢复正常的。一方面是企业的现金流受到冲击,另外消费者信心恢复非常慢,大家关心的都是和疫情相关的话题,有两个词的概念在消失,一个是消费者,另一个是投资者,这肯定会影响就业。

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在疫情之前美国的失业率是在其半个世纪内的最低水平,但是很快就跳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失业率,这在疫情期间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现在需要续命的政策,让困难的人和企业坚持下去,让疫情过去后,他们还有能力去恢复活力。

这次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具体,比如德国救小微企业的政策之一,鼓励企业申请让员工可以停薪留职或者说半工作状态,这样企业只需要付员工一部分钱,政府可以付最高80%的工资给员工,这样减低企业负担,也让企业不要轻易解雇员工,实际上企业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愿意解雇员工的。

西方国家疫情刚开始时,他们并没有吸取中国的教训,现在是一个非常痛心的结果。当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开始做非常大规模的、很极端的救助政策,具体包括他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政府表现出来的决心,还包括采取了非常具体的和引导渠道相结合的政策,关于要救谁和怎么救都非常具体。

《21世纪》:如何看中国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

陈龙:中国的情况是不幸也是万幸,不幸是中国经济是第一个受到疫情大面积冲击的,万幸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是在春节阶段,正常情况春节本身经济也是一个相对收缩的状况;另外,因为中国相对比较快和有力的控制住疫情,整体社会经济成本更低一些。

今天可以看到,即便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经济上从消费到投资的信心恢复,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再加上全球疫情还在爆发,目前疫情本身对中国的大多数人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大家的心思都在疫情上。国外的疫情蔓延会依旧影响大家的预期和认知,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中国动手得比较果断,冲击相对小,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恢复是个长期的过程,有很多挑战,疫情对小微企业的影响越来越清楚,加上全球外需的停摆,疫情倒灌,这是个持续的问题,中国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加上外部环境恶化,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考虑如何帮助更多企业和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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