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政府救助政策 关键是要让企业续命
截至北京时间4月27日，全球累计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逼近300万。在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将产生哪些新机会？如何避免大面积失业的发生？全球供应链将发生哪些变化？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执行教育长陈龙。陈龙认为，从宏观到微观、从供给到需求，再到人们的信心和资本市场都遭受到了疫情的全面冲击。从政府的政策层面来说，各国针对疫情冲击的救助政策，其本质就是续命，尽最大的努力让大部分有生命力的企业活下去，企业是否能续命直接关系到失业率以及消费者的信心恢复。
数字技术在疫情中的角色
《21世纪》：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看待中国的数字技术在疫情中的表现，以及疫情会给中国的数字经济领域创造出哪些新机会？
陈龙：要谈机会首先要看到它带来的挑战。我们正面临近几百年以来未曾遭遇的经济冲击。从历史上看，即便在战争时期，仍然有一部分经济在运转，但现在为了控制疫情，不得不让经济停摆，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停摆。
一方面，一些国家在控制住疫情后，仍不能预料经济会有多大程度的坏死。另一方面，即使如中国这样能够较好地控制住疫情，要恢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疫情带来巨大负面冲击的过程中。
再来说数字技术到目前为止起到的作用。这次疫情本质上是让人们必须保持距离，经济是从“无忧经济”转向“距离经济”的过程，传统的经济活动的模式要求必须有近距离的协同接触。而数字技术天然地能够克服距离的障碍，因此它不仅在目前对抗疫情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之后的经济复苏、经济转型中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面对这次疫情的全面冲击，政府、企业机构、社会各界很快就学会了怎样应对它，懂得了如何在混乱之中获取信息。数字技术制造了一个信息的大市场，它将十几亿人的信息互联在一起，我们通过它区别各地区疫情的危险程度和蔓延状况，并有针对性地追踪、检测和隔离，这种方式对控制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西方国家现在也渐渐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必要性，但他们最初认为这只是亚洲或者中国的事情，后来看到意大利的疫情相当严重了，再加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了研究报告，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现在有能力的西方国家也都在学习如何联结全民信息，掌握各地区疫情蔓延趋势，追踪、检测、隔离可能受到感染的人群，在混乱的情况下调配物资。数字技术在这些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另外，像直播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修建过程这样的事，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信息透明、遏制恐慌的作用。
《21世纪》：政府在这次疫情中借助科技公司的力量做了很多事，疫情过后合作是否会有新的模式？
陈龙：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全面危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调配资源对抗疫情，防止经济坏死，同时能够在疫情被控制后快速恢复经济。欧美国家也采取的是扩大政府权力的对策。但政府没有办法独自去做这件事，政府需要和企业协同。数字技术使人类的协同方式变得规模更大、更加复杂、参与度更高。一个大的协同市场需要数亿人的参与，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传统零售商的服务范围只有几公里，而现在很小的店开业就可能服务上千公里以外的用户。疫情使全球经济向距离经济转型，所以我认为政府与科技公司的合作还会持续，而且社会各界都将参与进来，这将带来一个范式上的改变。
《21世纪》：最近经常被提及的案例是“非典成就了淘宝”，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另外，在此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用户数量激增的平台，你觉得哪些领域可能产生一批新的巨头企业？企业如何把握机会？
陈龙：不能说“非典成就了淘宝”。危机就像林火，大火会烧毁一些东西，但也让新生物有了生存空间，会有新的繁荣。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能力就是把握不定性的能力，如果在巨大的困难中活下来，就有可能业务转型。当时淘宝就正好遇到了此后线下向线上转型的机会。
另外，数字化转型本来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趋势，疫情使这场转型提速，更快地朝着“距离经济”的方向去了。我认为这是长期的改变。对于消费者来说，改变的是心态和习惯，如果有能够替代距离的东西，他们就可能会转向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企业来说，改变的是协同方式。数字技术如果不能成为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危机。我认为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当前宏观政策是“续命”
《21世纪》：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层面反复提及“新基建”，你怎么看“新基建”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
陈龙：这次冲击与以前不同，以前是冲击某个行业，这次是对经济全面的冲击。中国的情况也与国外不同，疫情在中国春节前后发生，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活跃度本来就比平时要低很多，但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经济没有自然恢复的过程，那么各领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在刺激经济的政策上，二者宏观的着眼点会非常不同。
我认为现在国外的经济政策与其叫作“刺激性的经济政策”，不如叫作“续命政策”。西方国家整体的政策逻辑是，政府会承诺无条件地、没有底线地提供支持。在财政政策上，国家计划的财政开支非常大，比如美国达到了GDP的10%。货币政策采用减息增加货币供给的方式，降低借贷成本。
有人会质疑花钱这么多是不是不负责任？首先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次对经济的数百年未有之冲击，从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是：越早动手，成本越低，经济上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绝大部分国家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考虑未来的投资，而是其经济可能要衰退。衰退与萧条的区别是有没有大面积的企业死亡，和有没有大面积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衰退就像一个噩梦，醒来后机体没有坏死依然还能奔跑，但是有坏死就不行了，企业死亡后的重置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的许多宏观政策都是有针对性的续命政策。
再来说新基建。用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式拉动经济，如果它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能进一步加强中国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那么我认为这种投资是具有前瞻性的。
以历史上的美国大萧条为例，很多人想起来的场景都是美国的大面积失业，再看得远一点，大萧条也很像刚才我讲的一场大火，加快了美国的电气化进程，大萧条前，美国农村只有10%用电，上个世纪30年代末，美国农村90%区域都用电了，那个时候的高科技就是电，同时，美国的很多高速公路也是那个时期完成的，这也带来了很多机遇，以GE为代表的一些企业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所以说，新基建在当下对企业来说也有很多的机遇，如果能参与和帮助国家完成一些建设和转型都是很好的。
《21世纪》：近期国际劳工组织在首次评估新冠病毒时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81%劳工。如何看待失业率的问题？政府能做什么？
陈龙：失业率的飙升在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普遍的出现，在中国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会失业？首先是经济停摆，人们很多消费没了，企业也没法运转，有固定开支的企业肯定会受到冲击。
以美国为例，美国500强企业的现金流平均只能维持7个月，小微企业只能维系约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做过调研，中国大部分企业的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疫情持续时间久的话，很多企业是没法恢复正常的。一方面是企业的现金流受到冲击，另外消费者信心恢复非常慢，大家关心的都是和疫情相关的话题，有两个词的概念在消失，一个是消费者，另一个是投资者，这肯定会影响就业。
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在疫情之前美国的失业率是在其半个世纪内的最低水平，但是很快就跳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失业率，这在疫情期间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现在需要续命的政策，让困难的人和企业坚持下去，让疫情过去后，他们还有能力去恢复活力。
这次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具体，比如德国救小微企业的政策之一，鼓励企业申请让员工可以停薪留职或者说半工作状态，这样企业只需要付员工一部分钱，政府可以付最高80%的工资给员工，这样减低企业负担，也让企业不要轻易解雇员工，实际上企业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愿意解雇员工的。
西方国家疫情刚开始时，他们并没有吸取中国的教训，现在是一个非常痛心的结果。当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他们开始做非常大规模的、很极端的救助政策，具体包括他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政府表现出来的决心，还包括采取了非常具体的和引导渠道相结合的政策，关于要救谁和怎么救都非常具体。
《21世纪》：如何看中国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
陈龙：中国的情况是不幸也是万幸，不幸是中国经济是第一个受到疫情大面积冲击的，万幸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阶段是在春节阶段，正常情况春节本身经济也是一个相对收缩的状况；另外，因为中国相对比较快和有力的控制住疫情，整体社会经济成本更低一些。
今天可以看到，即便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经济上从消费到投资的信心恢复，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再加上全球疫情还在爆发，目前疫情本身对中国的大多数人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大家的心思都在疫情上。国外的疫情蔓延会依旧影响大家的预期和认知，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中国动手得比较果断，冲击相对小，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恢复是个长期的过程，有很多挑战，疫情对小微企业的影响越来越清楚，加上全球外需的停摆，疫情倒灌，这是个持续的问题，中国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加上外部环境恶化，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考虑如何帮助更多企业和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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