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肖风：中国首批公募基金是如何创立的
【编者按】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为起点，2020年12月19日，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已满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壮大，今日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在此特别的历史节点，澎湃新闻推出《市场的力量》专题，专访30位中国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人物，回望3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展望下一个30年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叫防火防盗防基金……所有上市公司都不喜欢你（基金），因为他觉得会受到你的约束！”2020年12月8日，浙商基金董事长肖风在位于上海陆家嘴的万向大厦21楼会议室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他对公募基金初入中国资本市场时的境遇颇为感慨。
作为目前屈指可数仍活跃在管理一线的基金界创业元老之一，肖风创建、管理“老五家”博时基金13载，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由二十亿元发展超过两千亿元，成为目前中国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
现年59岁的肖风，拥有超过25年的证券从业经历和资产管理经验。历任深圳康佳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股证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证券管理处副处长，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处长、证管办副主任等职务。
但上市公司当时其实却并不是特别欢迎公募基金投资自家的股票。究其原因，肖风认为是“基金（因其专业度高）难讲话，有要求”。
“那个时候，上市公司都不喜欢你（基金），因为他觉得会受到你的约束，只要你在里面，你是一家机构，影响力就会不一样，他要更加认真对待。而个人投资者的影响力往往相对弱一些。”肖风坦言，不仅是上市公司，当时的个人投资者也不喜欢买机构买的股票。
“那时候机构还没有时间来证明自己的选股能力比散户高很多，因此散户不跟你。上市公司就着急了，你买这么多（股份）导致散户跟风减弱，我的股价不会涨，你对我的要求还这么高，所以就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基金”的戏称。”
可喜的是，经历二十多年的变革，机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的话语权逐步增强，肖风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整个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市场结构正向成熟市场靠拢。
肖风所谓的市场结构变化，是市场已经有一套机制去挑选好的资产，进入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向循环模式。
“例如今年一些中小市值的股票涨幅其实并不明显，没人关注你，没人研究你，就没人投你。”肖风说，这已经说明市场参与者具备了选择的能力，科创板注册制改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出恰逢其时，“应该让风险市场来承担培育伟大公司的任务。”
肖风认为，在科创板上试点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此外，股权分置改革、公募基金投资队伍的壮大和成熟，也都被肖风视为资本市场三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成就。
“我们依然缺少长期资金，”当被问及资本市场三十年发展历程中有什么遗憾时，肖风表示，企业想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但市场上没有能跟资本市场期限相匹配的资金，这是到目前为止还有待完善的一个问题。
除了担任浙商基金董事长外，肖风目前还身兼数职，是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万向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联数据股份公司（简称“通联数据”）董事长及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简称“万向区块链”）董事长。
在2011年离开博时基金时，肖风曾表露出想在60岁退休前再奋斗十年的人生规划，此次再被问及是否会在2021年自己60岁的时候正式退休时，肖风的回答是否定的。
“完全像办完手续到社保局领退休工资，我估计现在不大可能，事情没有完全做完，但是肯定是一步步做减法，”肖风说，例如自己创办的通联数据自2018年实现产品化以来，近两年营收每年都实现大幅增长，目前自己想的是怎么把通联数据的业务模式做成熟，然后能够上市。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对肖风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澎湃新闻：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有三十年的时间，你最初是怎么和资本市场结缘的呢？
肖风：机缘巧合，1989年我到深圳，加入现在的上市公司深康佳（000016），由于我是学文科出身的，所以到深康佳以后在总经理办公室做文字工作，包括书写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的会议纪要。
很巧的是，当时深康佳是一个合资企业，它外资股东是一家香港公司，叫港华电子，在1990年就上市了。所以有一次开董事会的时候，正好那时深圳已经有5个股票了，港方股东就说他们在香港已经上市了，希望康佳也上市。但那是一个电视机工厂，所以也没有招聘经济学的、金融学的学生，那么谁来筹备这个事情呢？大家一看说，要不然肖风你去筹备，因为除了董事会成员，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做会议纪要，这样，我就到了筹备组去具体推进公司上市的事情，我那时候也是完全不懂，就开始去书店买书看。
那个时候说实话，证券市场方面的书其实很少，有一本深圳证券交易所禹国刚写的书，他曾经被派去日本学证券市场，回来以后就把他在日本学的东西编了一本书，这个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证券市场的书。深圳还有一个便利，我们委托其他朋友去香港找书，首先找来的就是香港联合交易所的厚厚的一本上市规则，就这样开始去学习这些东西，开始去筹备一家上市公司。
澎湃新闻：深康佳的上市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吗？
肖风：很顺利。
1991年，我们开始先发行B股，人民银行总行的李贵鲜行长还专门到深圳出席B股承销协议的签字仪式，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组织了好几家公司，一块跟香港的承销商签这样一个协议，那个时候可见很重视。
因为这是第一次中国注册的公司，在国内的交易所去发行针对国外投资者的股票。当时引进外资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总行行长也专门到深圳来出席，这是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新方式的创新。
发完B股，1992年初深康佳又发行A股，把这两个做完了之后，那么又是一个因缘巧合，我加入到人民银行去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从上市公司跳槽去监管部门工作呢？
肖风：那个时候上市公司已经有十几家了，那就有一个新课题摆在人民银行面前，就是怎么做上市公司的监管。那个时候还没有证监会，证券市场的监管由人民银行总行授权，深圳、上海两个分行具体执行。
人民银行监管过银行，可是没有监管过一般的工商企业，所以对人民银行也是个新课题。因为我一直在跑上市的事情，发完股票有很多的公告，一系列东西都需要他们审查，我们才能够对外发布。有一天我办完事，当时深圳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处处长，后来的君安证券创始人张国庆就在走廊上。他说，肖风你愿不愿意到我们人民银行来工作？我说，我来这干嘛？他说，我们现在要找一个负责上市公司监管的人，你是从头到尾做过一家公司上市的，你来做很合适。在我们人民银行现有的人里，都没有在公司里面干过这些事，尤其对一个一般工商企业。你有经验，你愿不愿意来？
在具体筹备康佳股份制改造上市的过程中，我从完全不懂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到稍微懂一些，我自己认为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代给你带来的机会。所以我说我愿意。
我记得当时张国庆跟我说，但是有一条，我们这里一个月只有800块钱工资，我说800块钱我也愿意。当时我的收入有3000多块钱一个月，过去以后我的收入减少了70%。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中国整个市场经济来说崭新的东西，要参与进来。这件事十分有意义。
澎湃新闻：加入人民银行后，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肖风：有一家做纺织印染的企业，在新股发行已经摇号宣布中签结果后，被举报说这个公司的资本形成是虚假的，这个题目就摆在我们证券管理处的面前了。
接到举报后，我们去看过他的材料，发现中间确实有问题，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一块钱又做了两次用，他用资金打到了这家公司，但其实这是一笔贸易款，但是这笔贸易款被当成了投资，但货物他又拿走了。通过这样循环地做了几笔贸易，相当于它资本是空的。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认定资本的形成过程，这不是人民银行的法定权利范围里头的事情。
于是我们就开始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的财务见证人，对企业的资本形成过程做专项的审计。
在1992年那个时候的上市公司已经有招股说明书，虽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但是已经有招募说明书，只不过会计师事务所不单独就此发表意见，只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会有审计。
在新股抽签之后，那家企业就要开始刊登招股说明书了，刊登完了就开始缴款，交完款股票就挂牌了。
就在已经抽签结束至缴款之前，我们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资本形成过程进行专项审计并就此出具鉴证意见，
后来我们又要求律师也就此出具法律意见书，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次律师就上市公司IPO发表法律意见。
所以也是从这一个公司之后，所有的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都有单独的一章资本形成过程介绍。后来我们没有让这家公司登招股说明书，而是找了一家候选企业取代了他，然后把中签的这一段号码由这家候选公司来发行。
澎湃新闻：当年你自降七成收入去中国人民银行做监管上市公司的工作，后来又怎么会变换跑道，筹备起博时基金呢？
肖风：1993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我当时所在的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在当年就要换牌子，成为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在翻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就得从地方政府转到证监会，恰逢此时，中国开始出现了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这又是一次机会。
在筹备深康佳上市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基金经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发B股是卖给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所以在深圳它有一个这样的便利，海外的承销商就组织在香港的基金经理到现场来考察，从香港两个大巴，七、八十个基金经理，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基金经理。
在公司里头肯定是由我负责接待，我才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职业，管了这么多钱，然后专门投上市公司的股票，我觉得这个职业是很好的一个职业。
1998年3月份的时候，首批公募基金——南方、华夏、国泰开始发行基金，我还在证管办做副主任，我觉得这又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我就提出来，想去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因此1998年我就离开了，我离开的时候还是深圳证券管理办公室，再过几个月就翻牌成为“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了。
所以我就这样在1998年的4月1号，开始去筹备博时基金，因为我觉得这肯定在中国是一个巨大发展前景的新事情。
自从1991年开始接触过这样一个职业，后来每年都会打很多交道，因为不管是在上市公司，还是在监管部门，B股市场的建设也是监管部门的工作任务之一，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去跟他们打交道。一是听取海外投资者的意见，怎么把B股市场建设好，同时他们也会来访问，因为他要买B股，尤其是从伦敦、从纽约过来买B股，他们也知道除了上市公司要问清楚之外，中国的监管政策也是他决定投资的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之一，所以他们会来访问监管机构。
有海外基金经理要来访问，海外的券商研究部门要来访问，我们当然会很热情接待他们，因为我们也希望推广B股市场，向他们介绍我们B股市场的政策，我们有什么改进措施。有时候B股交易不是那么活跃，他们也会提很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建议，我们也乐意去听取，所以一直以来就对基金经理他们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那么回到前面说的1998年，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做了这么一个选择。
澎湃新闻：博时基金在1998年7月13日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批成立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在那个以个人投资者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公募基金的市场话语权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肖风：公募基金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建设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尤其是在投资文化、投资理念、投资方法，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它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结构，资本市场上开始出现了机构投资者。在1998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机构投资者，因为保险公司不准投股票，券商那个时候有一些自营行为也比较短期，因为没有专业投资者的需求，券商研究力量也非常渺小。所以，公募基金的出现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上第一次有了机构投资者的概念。虽然当初1998年的时候很少，只有5家公司实际运营，但是他对整个市场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澎湃新闻：具体变化有哪些呢？
肖风：第一是有了一个新的投资者类型，以前没有的，这里投资者类型受到很多约束，首先它只有一个账户，他不像其他的公司有炒股票，拿了100张个人身份证，你只有一个账户，你的交易行为就发生很大变化。所以这个是巨大的一个改变。
也许在1998年当年大家看不出来，但是对整个股票市场来说有巨大的改变。这些机构投资者在方法论上更讲究，在交易行为上也需要更讲究，每家都要开始探索自己的独门绝技。
然后基金集中了这么多的钱，它和上市公司之间的话语权，也不是个人投资者能够拥有的，这就是一场鲶鱼效应，虽然当时太少，可是上市公司遇到一个基金，和遇见了两个个人股东，他们也得掂量掂量。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叫防火防盗防基金，为什么要防基金？因为基金专业度高、难讲话，有要求。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基金如果一发言会影响底下一大片人，你是专业意见领袖了，所以多麻烦，你最好不要投我的股票。
那个时候跟现在有巨大不同，现在上市公司可能是天天希望基金经理来调研。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你最好不要碰我，你一碰我就不好办了，叫防火防盗防基金，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不喜欢你，因为他觉得他会受到你的约束，只要你在里面，你是一个机构，你的影响力就不一样了，你是机构他就得认真对待了。
而且那个时候整个投资文化也不一样，炒风太盛。这些散户也不喜欢买机构买的股票。当时个人投资有个说法，你看这里面有一个“持股大户”，你机构可能买了500万股，认为他再买就是帮你抬轿子？他会这样认为。他一开始并不认可你是机构，你的专业能力比我强，你既然买500万股，那我应该跟着你，我信任你，因为那时候机构还没有时间来证明自己的选股能力比他高很多，因此他不跟你。散户不跟你，上市公司就着急了，你买这么多，那些散户不买，我的股价不会涨，所以就出现了叫防火防盗防基金的戏称。
澎湃新闻：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防火防盗防基金的状况似乎已不复存在了吧？
肖风：现在整个市场不一样，你就看到这个变化，如果是一个机构非常认可的股票，很多个人投资者他也认可的，然后除了这以外，其他的市场参与方一定会给你更多的关注。
你比如说证券公司它一定要对你做更多的研究，因为证券公司的研究部是要找机构去拿佣金的，机构喜欢这个公司、关注这个公司，你不做研究，你到我这个基金公司来做什么路演，我凭什么把我的佣金交给你？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机构投资者把钱放在这家上市公司里面去，它会带动整个市场的资源都关注你。
所以现在就变得上市公司就怕没有基金经理来了。
整个变了，这变化都是因为有机构投资者加入，它带来整个生态发生很大变化，所以走到今天，虽然共同基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可是你发现整个市场的结构出现了跟成熟市场一样的变化。
今年不少中小市值的股票不涨了，没人关注你，没人研究你，就没人投你。整个股票市场从原来的1998年、1999年那个时候的所谓防火防盗防基金的阶段，应该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阶段，进入了一个正向循环，良币驱逐劣币的阶段。你不做的足够好，这个市场是不会理你的。有一套机制去挑选好的东西，有一套机制去关注好的东西，有很多的资源都堆到好的东西上去了，所以市场正向激励机制就出来了，你必须做好，你不做好，你上市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你做好了、你股票上市是一个很好很开心的事情，这就是市场机制出来了。
澎湃新闻：在资本市场生态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推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似乎就恰逢其时？
肖风：我们确实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注册制改革也就好办了。因为市场有这么一个正向激励，所以从供应角度来说，可以放开一点，门槛降低一点，让更多的公司来，因为来完之后市场会选择它的。
监管是肯定要的，事后对某些坏人的惩罚是肯定要的。在市场已经形成正向激励的时候把股票供应的门槛降低，让市场去选择，买者自负。
澎湃新闻：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三十年的发展，有哪些是值得骄傲的？
肖风：我觉得有这么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做得特别好的，我觉得也是特别难，但是又做得特别好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这个是把妨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给解决了。
第二，最近两年推出的注册制科创板，也是一个对整体中国经济，对中国的科技创新，甚至中美之间的竞争，甚至可以说它根本上是对中国的国运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创新创业都是失败概率极高的，国家鼓励科技创新，就应该让风险市场来承担培育伟大公司的任务，而不是让政府、让国有资金来承担这个事。科创板出来就带动整个社会的钱去投，不管是没有营业收入的生物科技，还是没有盈利的其他高新技术，多好的事情。
第三，公募基金业态经过了20多年时间充分证明它在中国的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证明公募基金这样一个从海外引进来的制度，它在中国依据中国国情，开出了新的花。有了中国公募基金的这么一个强大的队伍，我们的资本市场才能够对外开放。
如果没有国内这么一个强大的，经过二十多年时间证明自己赚钱能力、盈利能力、管理能力的金融机构，中国资本市场直接开放给外资金融机构，那就变成海外机构跟中国散户们直接博弈，那不行，涉及到金融安全。所以我觉得过去资本市场建设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就是孕育了一支能力很强的本土机构投资者队伍。
我认为它可以跟世界级的机构投资者一起PK，不存在问题。
澎湃新闻：那么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哪些遗憾呢？
肖风：我觉得我们整个资本市场，如果要说有一个最大的遗憾，还是在于我们和直接融资相关的一个资金期限的匹配，我们依旧缺少长期资金，所以你要做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你缺乏长期资金，没有跟资本市场的期限能够匹配的资金，这是到目前为止还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在创业投资阶段，政府扮演了一个长期资金提供者的角色，但在股票投资阶段，因为我们的养老金账户没有积累，长期资金的供应仍然缺失。
澎湃新闻：能否展望一下未来十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
肖风：我们走到今天，证券市场建立了一个正向激励、正向循环、良币驱逐劣币的机制。
在这样一个机制之下，未来10年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份量越来越重，中国资本市场将来肯定会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它会真正地吸引到全球资金，将来在中国的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元化，全球资金都在这里角逐自己的收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说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
我预计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会实现完全开放，对海外投资者完全打开大门，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就会大幅下降，因为他的钱可以来，我们没有必要再把公司送到那去。
以前是因为两国证券基本立法的差异，那边是充分披露就能上市，所以不盈利的公司只能上它那去，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也只能上那去。逐渐地，科创板注册制下，没有盈利的上市公司也多了，制度落差就没了，这些公司也不用舍近求远，在科创板上市也可以了。
因此，中国企业对美国资本市场依赖程度未来10年一定是下降的，本土市场完全足够容纳它们，它们所有的结构、所有的商业构想、所有的股权构想、所有的创新的点子，中国的资本市场都能容纳，都能满足，都能支持。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市场。
澎湃新闻：2011年你离开博时基金，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曾表露出想在60岁退休前再奋斗十年的人生规划，明年你即将60岁，会选择正式退休吗？
肖风：完全像办完手续到社保局去领退休工资，我估计现在不大可能，事情没有完全做完，但是肯定是一步步做减法。我想把目前在做的几件事情彻底做成，把它定型，通联数据也好，区块链也好，浙商基金也好，这些跟科技金融有关系的企业，彻底去把它们的模型打磨成，然后它们能够进入自循环，就像我当年离开博时基金那样，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自我运行、自我循环的企业，它永远都需要往前进，永远都需要创新，永远都需要优化，但是它基本上有一个可以自我运转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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