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新交所首席执行官罗文才： 强化与中方合作 促进资金顺畅流通
本报记者李维北京报道
伴随着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与新加坡两地资本市场间的交流互动也在不断深化。
日前，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上提出，“近年来，中新资本市场合作日益密切，跨境投融资、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要素市场互联互通的步伐均在加快。”
与此同时，两地的监管合作也更进一步。日前证监会人事教育部与新加坡金管局人力资源署签署了有关人员交流的《合作备忘录》。
事实上，中新之间更高层的往来也在进一步密切。11月12日，在出访新加坡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共同见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在新加坡正式签署。
李克强出访前也公开表示，中新两国“应当携起手来，发出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极信号，共同倡导开放、践行开放、坚持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面对这一趋势，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下称新交所）有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这无疑是中新双边合作的一支强心针。新交所主张互惠互利的持续性合作。
“我们会追随中国市场开放的步伐，认真与中方有关单位和机构谋略怎么配合以取得共增长。李克强总理认同了新加坡的包容性，新加坡更是欣赏中国在政策推出上的理智与对周边经济体的豁达。中新关系建立在很好的基础上，而新交所也非常希望从中新友好关系中强化参与中国发展开放的角色。”新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两国的国家级项目在过去给了新交所很好的切入点让我们能跟当地企业和机构探讨合作方向。中新不断的深化交流，包括这最新的中新广州知识城将为我们现在新交所主推的教育和科技板块添色。”新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日前，新交所首席执行官罗文才就有关中、新两地资本市场互通合作等话题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其表示，新交所未来将进一步强化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合作，来促进两地资金更顺畅的流通。
详解新交所三大战略
《21世纪》：目前新加坡交易所的发展方向主要有哪些？
罗文才：我们的证券市场有超过60年的历史，衍生品市场也有超过30年的历史。我们目前下设有三个业务板块：证券、固定收益和衍生品、数据和指数。同时也有三个主要的战略方向。
一是做多元资产的交易所，有证券、衍生品、固定收益产品、外汇和大宗商品。我们认为对于公司来讲要融资，不仅是通过股票，也可以通过债券进行融资。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交易所，因为我们一站式的提供各项产品和服务帮助市场参与者有效进行投资和开展风控。新加坡虽然小，可是我们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我们有40%上市公司来自海外，其中来自中国的就有100多家。
二是加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布局，增加知名度，我们目前在7个不同的国家开设了10个办事处；大中华地区就分别有北京、上海和香港办事处；上个月我们也在美国纽约和三藩市增加了两个新的办事处。
三是注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目前我们和纳斯达克、以色列交易所都签订合作协议，希望结合不同交易所的优势将更好的服务和上市体验带给企业。
《21世纪》：新交所其实和包括美国等其他成熟市场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有合作，这其中的合作价值是如何体现的？
罗文才：合作可以让亚洲公司在两个不同交易所同时融资，亚洲虽然是一个大的主体，却由不同国家组成，每个国家在市场方面，发展阶段都不同。一个投资者如果不熟悉亚洲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可能就不能了解一个亚洲公司的运作模式；但通过新交所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我们汇集了许多成熟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他们对国家和经济体间的差异是熟悉而且更有包容性的；新交所可以将亚洲特有的投资故事、投资理念进行比较好的推广，可以就这些企业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者进行沟通。
《21世纪》：今年港交所提供了AB股的同股不同权上市机制。新交所早前也推出了这些政策，目前的进展情况是怎样的？
罗文才：我们新交所自今年六月推出同股不同权的监管架构后也吸引了不少企业的咨询。这个架构在推出时主要想协助企业在尽快拓展他们的业务的当儿不会因为创办人的权益被摊薄而影响企业整体的战略方向和运作。
一个企业在发展时期有可能会迎来并购机会，而企业又可能需通过发行新股实现这些并购活动；但这时创办人作为企业的领导和核心人物又不愿意牺牲控股权，同股不同权的概念就能发挥其作用，服务于这样的企业。我们也一直在同企业交流，更多的了解企业为什么需要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如此也可以推动更多了解这些企业业务的投资者来关注和投资他们。
促进中新资金流通
《21世纪》：2013年底，新加坡交易所与中国证监会合作为企业赴新加坡上市搭建直接上市框架，目前进展如何，未来中新之间还会有哪些合作？
罗文才：证监会与新交所在2013年联合搭建这个直接上市框架时，为的是协助中国企业能更快速和便利的到新加坡市场上市，也方便国际投资者通过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企业将资金投入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两国之间的监管机构对结合两地市场，企业和投资人所愿意做出的努力。在新交所，因为上市流程简化、清晰和便利，无论是通过直接上市框架，或者通过常规方式，都可以让企业顺利地来到我们平台上市。过去来到新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都见识了新交所上市流程的高效，而直接上市框架则在这高效的流程上充分地显示两国监管机构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新加坡上市的认同和支持。
目前也已经有不少中国金融机构在新加坡落户了，这些金融机构也可以成为发行人，并进行IPO等活动。现在投资者基本上也都有机会通过QFII将资金投入中国，双方资金流动已经存在而且很通畅了。
新交所未来想通过中国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让资金流通更具灵活性，更加顺利；还会继续吸引中国金融机构来到新加坡落户，也会在中国跟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新的官方网站，并包含中文版，主要为了让信息可以更直接的传递给中国投资者；我们也会跟各个中介机构合作，让他们可以将新加坡市场更好地推广给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者。
《21世纪》：富时A50是中国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只新交所股指期货指数，很多国内投资者会参考它来预判第二天的市场表现，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未来新交所还会推出类似的指标数据产品吗？
罗文才：新交所有个很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它作为多元资产交易所，产品的覆盖率很高。如果一个投资者对投资亚洲感兴趣，他可以通过新交所产品投资覆盖到95%的亚洲国家。通过我们的产品，投资者可以投资于中国、印度、日本等地。
未来我们主要想要推出更多风险管理产品，包括外汇产品和固定收益等产品，毕竟我们现在覆盖率已经95%了，现在更多要推出一些更加适合投资者需要的，或更有针对性的产品提供给特定的投资者。
深化监管协作
《21世纪》：我们关注到，新交所上市公司中很大比例都来自海外，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纽交所、港交所，那么新交所如何有效进行监管呢？
罗文才：新交所长久下来的成功靠的是它在市场运营和监管的坚实历程。随着市场的改变，投资者的要求和上市企业的商业模式会俱进，而监管架构也必须随之而做调整。自去年，我们就成立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新交所一家独立的监管子公司，拥有自己的董事会，来进行所有监管方面的工作。
新交所监管公司的监管方式是以披露为主，以风险评估为基础采取较针对性的监管方式，并同时确保规则和监管活动的透明度和符合国际最佳实践。新交所也与新加坡及海外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最终，发行人和它们的董事必须为它们上市公司对上市规则的合规负起责任。在新交所上市的公司我们也要求它们有独立董事，负责监督所供职的上市公司，当然股东也可以投票来反对公司管理层的某些举措。
投资者和发行人选择新交所因为我们的监管制度透明而且可信。我们不会在影响可信度的事情上妥协。我们在区域治理调查方面被列为前几家交易所之一，这是市场对我们在监管工作方面的认同和支持。
《21世纪》：几天前证监会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署了一个有关监管协作的《合作备忘录》（MOU）。两地证券市场之间的监管协作，目前还有怎样的互动呢？
罗文才：无论有没有监管MOU，新交所已经很积极地在找合作机会，跟中国交易所探索合作的方向。我们认为MOU可以更强化新交所在这边的监管活动，也象征两国对监管大方向的一致性和配合意向。
双方监管机构其实在合作上都很积极，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只要找到折中的地方，找到一个契合点，我们就可以从中协调共同发展，因为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亦是让市场稳健的成长和成熟，提供市场参与者优质的交易和融资环境。
《21世纪》：11月5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公开讲话时，提出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你如何评价这个消息，新交所针对不同企业的板块是如何设立的？
罗文才：我们有两个板块，一个主板、一个凯利板（Catalist），服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主板就是比较成熟的企业，凯利板相当于中国的创业板。一般都是高增长率的企业。
两个板块的监管机制也不一样，比如主板是投行来做尽职调查并递交上市申请，上市后由企业自行负责合规事项，而凯利板则从上市前到上市后主要由保荐人提供服务，最初的审核也由保荐人承做，如果保荐人认为适合在新交所上市，才会将企业带过来。对我们来说，企业的风险要由保荐人承担，他将企业带进来，需要负责任。通过这两个板块，我们提供了两种跟不同企业交流的方式，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市场。中国市场的交易平台也是应市场发展阶段需求所形成的。推出注册制的科创板可让在这个板块上市的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个定位，也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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