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开发银行行长马可：已批准289亿美元贷款 今年有望再放贷超过85亿美元

马可指出，全球经济重心正在继续向主要新兴经济体倾斜。

作为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新开行)在疫情期间迎来了一场大考。如何帮助金砖国家应对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在大变局时代，如何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长期挑战?新开行如何在成立六年后实现扩员?

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新开行行长马可(Marcos Prado Troyjo)就上述问题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马可于2020年7月就任新开行第二任行长，此前曾任巴西经济部副部长、对外贸易和国际事务特别秘书。

新开行是金砖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共同发起的新兴多边开发机构，于2015年7月正式运营，总部位于中国上海。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在5个创始成员国间平均分配，每个金砖国家认缴100亿美元，实缴比例为20%。

谈及新冠疫情对金砖国家的影响，马可表示，一方面，新冠疫情让世界陷入了“中场休息”，另一方面，也让很多此前就出现端倪的变化加速发展，就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比如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展望未来，他认为，科技将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国都会更加重视人才的重要性。

除了应对新冠疫情，在过去六年，新开行一直在为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支持了清洁能源、智慧城市、水和卫生设施等众多项目。截至目前，新开行董事会已批准了75个总计289亿美元的贷款。谈及今年的潜在放贷规模，马可表示，“我们正在研究的总体批准额在85亿美元至95亿美元之间。”

随着业务的稳健推进，新开行已准备好迎接新伙伴。2019年11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就支持新开行扩员达成共识。马可表示，预计将“很快”宣布新成员的名单，成员国资格没有地域限制，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开放，但也“试图达成一些区域性的平衡”。

《21世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有望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将出现分化。你怎么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形势?

马可：在疫情暴发前，金砖国家的经济表现相对不错。当时，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向着科技密集型的方向前进，对国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俄罗斯在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友好型政策，包括ESG框架。印度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制造业计划，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印度制造”，旨在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的一个中心。南非是覆盖广泛的非洲大陆自贸协定中的一部分，协定有望给整个地区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巴西也在进行一些非常有雄心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养老金改革、税务改革、扩大开放等。

新冠疫情暴发后，金砖国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全球经济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很多人说这不是大衰退，而是“中场休息”。我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是，就像是看电影时，你先按下暂停键，然后开始快进。也就是说，疫情前已经露出端倪的变化正在加快发展，比如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未来，各国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会进一步加强，人才密集型国家、已在备战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将更容易走出疫情。另外，各国会更加注重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吸引更多外国资本流入。最后，科技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加强，让人们可以远程地参与社会活动。

现在，随着各国开始疫苗接种计划，经济复苏将获得更多动力。中国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8.3%。IMF预测印度今年将出现强劲复苏。其他金砖国家的增速将超过3%。现在，重要的是要让复苏势头持续下去，继续沿着结构性改革的道路走下去。

说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也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趋同。如果你看一下E7(世界上七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它们的GDP总和为53万亿美元，超过了G7的40万亿美元。因此，就像过去的预测一样，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倾向主要的新兴经济体。现在的问题是，新兴经济体内部也有分化。高度依赖旅游的经济体正处于困境之中，比如岛屿国家、亚非拉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债务高企和增长乏力。最终还是要有强劲的增长，才能走出疫情影响。

南非、巴西、印度和俄罗斯还在应对疫情。南非虽然有很高的失业率，但前景不错。据IMF预测，该国今年有望增长3.1%，如果它可以继续为吸引外商投资而推进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的话。

《21世纪》：尽管中国经济已在2020年底前后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根据IMF的预测，很多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可能要到2023年才能达到疫情前的水平。金砖国家如何在推动更加强劲和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作用?

马可：这需要看具体国家的情况。印度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的增速，甚至可能超过12%。巴西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不错，接下来的表现可能还会有惊喜。如果我们在2023年前遏制住大流行，那么新兴市场可能在2023年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如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还是超过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全球主要的FDI来源国，对那些有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国家来说，中国是重要的外资来源。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也给其他国家的复苏带来了红利。以大宗商品为例，对于在大宗商品(无论是农业还是矿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中国需求的复苏将起到间接的刺激作用。因此，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可以帮助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实现经济反弹。

有时这是矛盾的，一方面你会看到经济停滞不前，但另一方面，也会发现新的机会。例如，去年，一些国际机构预测巴西和整个拉美的经济将出现急剧下滑，因为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需求将出现萎缩。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和拉美贸易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巴西等农产品出口大国与中国之间贸易额的增长。20年前博鳌亚洲论坛刚成立时，巴西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每年仅有10亿美元，而如今，双方每72小时的贸易额就能达到10亿美元，增速十分惊人。我认为，这个势头只会继续下去。

未来，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是，某些大宗商品、食品的需求曲线可能会发生结构性变化，这是由于亚洲国家收入的增加而发生的，特别是来自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的变化。随着亚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中心，亚洲为拉美等其他地区提供了扩大出口的机会，这将有助于缓解其他地区国家的财政紧张状况，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

《21世纪》：在疫情期间，新开行为成员国提供了哪些帮助?特别是正在经历严重经济和健康危机的巴西?

马可：在疫情暴发初期，我们非常及时地做出了反应，提出了总计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项目。新开发银行各成员国都有20%的股权，因此，这个项目也可以按照这个比例给各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我们已经批准了9个10亿美元的项目，很有可能我们将在2021年批准完剩下的10亿美元。这些贷款用于给成员国的社会保障网络、医疗卫生支出、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等。这些资金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国家金融中介机构完成的，以便直接流入金融体系当中。一方面，我们提供的支持是要帮助解决与健康最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希望为经济复苏提供帮助，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当前巨大的需求，你可能会觉得100亿美元不是很大的资金，但事实上，对于一个仅仅成立六年的机构来说，这笔投入其实相当可观，它占到了我们已批准贷款额的30%，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支持的项目中有三分之一是跟疫情有关。由此可见，我们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做出了非常有力的响应。

《21世纪》：今年，新开发银行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马可：我们将继续帮助各国应对疫情。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审核和批准这些项目，另一方面，我们将帮助成员国实施已经批准的项目，以确保资源以最佳的方式被投入到项目中。银行的使命是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和可持续发展。因此，除了这些与疫情相关的项目之外，我们拥有核心业务，并且专注于它们。我们将批准多项城市发展项目、城市交通项目、清洁能源、可持续道路和铁路项目。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基础设施，无论是实物的，还是技术上的，都将是我们当前和未来几年密切关注的。

我认为，后疫情时代将涌现许多挑战。比如，我们传统上将基础架构视为物理架构或技术架构。但我认为，新的经济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融合的趋势。例如，过去所说的医疗设施往往被认为是设备或者建筑物，是一些可以被触碰到的物理实物。但如果把它们与一些早期预警机制关联起来，则可以早早发现如病毒这样破坏社会健康的潜在威胁，这将有助于避免一场大流行的发生。因此，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参与的所有基础设施项目都有一些技术元素。比如，过去，支持贸易的基础设施基本上都被视为对物流的投资，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企业和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数字化和Wifi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可见，所有技术密集型的内容也是基础架构的一部分。因此，将实物和技术整合在一起是我们银行前进的重点之一。

《21世纪》：今年预计要批准的项目将达到怎样的规模?

马可：我们正在研究的总体批准额大约在85亿美元。

《21世纪》：请介绍一下新开发银行的扩员计划。

马可：虽然是由金砖国家创办成立的，但我们必须不辜负“新开发银行”这一名字。我们的股东已同意增加新的成员。我们正在与很多国家进行对话，希望年内很快可以宣布新成员的名单。尽管在全球融资需求中只有约3%来自多边开发银行，但对我们来说，随着新成员的加入，我们的覆盖的范围就会越大，开展的全球业务就会越多。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资本结构，融入更多的想法，拥抱更多的合作，给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这将是我们为新的国际经济架构做出的独特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想确保我们的扩员过程是渐进的和负责任的。我们要确保现有成员的利益，同时考虑扩员时采取的标准。对于新成员，我们没有地域限制，向所有联合国成员持开放态度，当然，我们也试图达成一些区域性的平衡。

可持续发展需考虑就业问题

《21世纪》：新开发银行计划如何帮助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马可：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的事。我们是一家相对较年轻的机构，大约在6年前成立。我们的章程明确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说，银行自诞生之初就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有可持续方面的要求。在基础设施项目中，我们不仅要推动“软件”(技术)和“硬件”(实物)的结合，还应该纳入可持续性的考虑。无论是智慧城市、清洁用水、卫生设施，还是城市交通，都存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的内容，涵盖项目设计、技术运用、标准采用的各个环节。可持续性贯穿到我们整个机构运转的始终，是我们批准每一个项目时都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比如，在募资方面，除了成员国的资本金之外，我们还发行债券。我们最近在中国成功发行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债券。我们将在其他国家复制这些经验。另外，我们正在成立一个专门针对气候项目投资的团队。我们的成员国都是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经历能源转型，因此，我们非常关注这些国家在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希望为它们提供融资支持。在充满变化的后疫情世界中，提供资源是关键，但提供想法和项目也有重要意义。作为开发机构，我们有着独特的枢纽优势，可以让成员国交流各自的最佳实践，为可持续发展搭建合作平台。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内容会越来越重要，我将其称为“可持续发展的下一个前沿领域”。从1972年联合国举办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联合国召开首届环境与发展会议，有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重视。随着可持续概念的发展，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当我们从化石燃料技术向绿色技术过渡时，大量工人不得不被重新培训，才能在新经济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除了批准立法、采用标准、改变技术的最佳实践之外，在人才高度密集型的工业4.0进程中，我们还必须帮助解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就业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面临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经济分化、社会不公平。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为与失业人口的社保提供巨额财政预算，这可能会发生新的干扰，这绝对是世界希望避免的事情。

《21世纪》：现在有很多开发机构宣布停止对煤炭项目的融资，新开发银行的态度是怎样的?

马可：我们是一个需求导向的机构，以满足成员国的需求为使命。这需要有一个过渡，必须要经过董事会同意。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希望朝着与清洁技术相关的更现代化的、更绿色的方向前进。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从旧技术中受益。我并没有以此为借口，但我要说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成员国的相对速度。

《21世纪》：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有关债务的问题，请再简要评估一下当前新兴市场整体债务水平。

马可：这确实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担忧，尤其是，各国不得不在当前这样不利的时刻在公共领域增加支出，以重建社会安全网络。亚非拉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可能更加令人担心，某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岛屿国家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各国的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但危机本身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正在呼吁更多的国际合作。你可以看到，不仅是我们这样的新的发展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传统机构，也在联合起来提供更多资源，以帮助减轻债务高企国家的痛苦。

《21世纪》：在这种情况下，新开行在放贷时会更加谨慎吗?

马可：对我们来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在审批项目时，很多都有主权担保，因此我们感受到的风险是有所减轻的。但我们更加关注项目的质量，以及能否产生乘数效应、带来示范效应等。

《21世纪》：怎么评价美国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马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扩张可能有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一面看，这些政策可以刺激需求，给其他国家的出口带来动力。很多国家的贸易已经出现增长，这与美国和欧洲的刺激政策有关。要讨论这些政策的溢出效应要非常谨慎，但我觉得，现在可能与我们过去看到的负面效应有一段距离，比如，美国在1980年代初期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时引发的拉美债务危机。但当然，我们需要保持密切关注。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开展合作，加强沟通，支持多边主义，采取集体行动。与此同时，各国都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我觉得，一个国家可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以当前的困难为借口停止推进结构性现代化发展。在形势正常化的情况下，恢复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编辑：陈庆梅)

（作者：郑青亭 编辑：陈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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