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
对话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年要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规模之大、力度之大，可谓空前。那么，减税降费将在哪些方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助力？其政策实施有哪些原则需要把握？近日，本报评论员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教授。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评论员毛梓铭
减税降费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广州日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近2万亿元的减税降费目标。在您看来，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是什么？
杨志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减税降费，二是增加支出。减税降费，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减轻负担、降低成本，促进更多资源向创新研发等领域倾斜；对于社会来说，可以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增强消费能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税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摊的，增值税等主要税种降低税率，会给一些商品、服务以更大的降价空间，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让更多消费者得到实惠。总的来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表现。到位的减税降费措施，在增强后劲、提供动能方面，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抓手。
“过紧日子”对政府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广州日报：对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说法，您怎么理解？
杨志勇：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比较复杂，挑战和机遇并存。能不能有效应对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台如此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当然会给各级政府的财政运行造成一定影响。因为在减税降费进行的同时，政府仍然要保证支出，甚至增加支出，这就是政府过紧日子的意思。开源，不能在税费上开源；节约，可以在支出上节约，但节约后的支出力度不能下降。如果这两点做不到的话，就谈不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甚至会使政策产生紧缩效应。
因此，在具体实施中，首先要保证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减税降费需要勇气，同时需要一定的配套措施，比如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等，这些配套措施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作出了明确安排。其次，地方政府要主动挖潜，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这里面，关键是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效益。总之，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出台肯定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但它无论对当下经济的进一步稳定，还是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都值得去推动。
对于“政府过紧日子”的说法，我认为，不要片面地把“紧日子”等同于“苦日子”。政府过紧日子，目的是打造一个更加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所以“过紧日子”，其实是对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政府、企业、家庭，还是个人，让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高效运转、充满活力，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广州日报：为什么说这次减税要着眼“放水养鱼”？
杨志勇：减税，肯定意味着国家税收收入的让渡。如果税收收入一点不减，便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从这个角度看，“放水养鱼”就是说，首先政府要少收，而企业、居民等可以多拿；进而，这样一种收入分配的变化，会在激发市场活力上产生积极效果。比如同样条件下，企业的税收如果少交了，那意味着企业就有更多资金来做一些着眼未来的事情，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等研发活动。另外，对于那些经营上遇到困难的企业，在其利润减少的情况下降低税负成本，也体现了政府与企业共渡难关的决心。
同时，“放水养鱼”更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始终来自市场制度和环境的不断完善。也就是说，减税并非直接能带来经济增长。不可能政策一出台，问题就马上迎刃而解。但减税会助力经济增长，“放水养鱼”即是一个用减税政策释放市场活力、为经济增长注入动能的过程。
普惠性减税为创新创业创造营造良好环境
广州日报：为什么要把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作为本轮减税降费政策的重点？
杨志勇：作为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要内容，推出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意义重大。小微企业不仅在税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促进就业方面更发挥了积极作用。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减税降费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特别关爱，能够进一步增强其就业吸纳能力，高效率地促进就业目标的实现。此外，小微企业是创新创业创造的生力军，如果能给它们以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就有可能在技术创新、业态创新上取得新的突破，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我们对实体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抓实体经济，就一定要抓好制造业。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制造业的作用举足轻重，是基础中的基础。所以涉及制造业这一块的减税降费，也一直都是个重点领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一是力度够大，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企业获得感；二是直击痛点，找准了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更多制造业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在向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转型的路上大步迈进。
广州日报：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的做法，反映了这一轮减税降费政策的哪些特点？
杨志勇：对于“普惠性”和“结构性”，我的理解是，普惠性减税就是大家都减、普遍受益。而结构性减税，则是有多有少、程度不一。因为结构性减税，往往带有调节作用，政策层面上的考虑会更多一些。
本轮减税降费，我想更多的还是着眼于全面、普惠性实施。比如，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税率大幅下降的减税效果，不仅能使企业从中受益，也会给消费者送去切实的降价福利。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的专项附加扣除，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工薪收入者的负担，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更增强了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诠释了“普惠性”一词的价值内涵。
减税降费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到此为止
广州日报：减税降费要取得明显成效，应注意哪些问题？
杨志勇：财政制度是财政政策的基础。什么样的财政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的空间和工具选择。当前推出更大规模可预期的减税计划，会更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但也要区分和统筹看待减税的短期与中长期效果，形成合理的减税政策体系，即减税政策应该制度化，在推进改革、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长效、常态、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其改进和优化的空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到此为止。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需要密切跟踪施策效果，并实时做出反应和调整。通过制度、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反馈互动，取得减税降费的明显成效。
广州日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对于广州而言，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将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哪些活力？广州应如何把握并用好这一政策机遇？
杨志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特别是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具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解决好包括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规则对接等在内的方方面面问题。减税降费政策所起的作用，在于更好地畅通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创新要素流动，为创新创业创造营造良好环境。
像前不久，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联合印发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明确广东省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强调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因此在吸引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上拥有了极大的税制国际竞争力优势。这一做法，既能吸引人才到来，也减少了潜在税源流失。从中长期来看，其降税收益相当可观。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广州通过本轮减税降费政策，不仅能有力推动汽车、电子、石化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开辟更大空间。不过，在具体落实中，还是要结合实际，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情况，进行创造性实践，并拿出一揽子减税计划，提供预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当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宏观政策体系的整体支持，减税降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未来，如何更好汇集起粤港澳大湾区这11座城市的合力，将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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