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 大湾区将破解香港经济发展两大瓶颈 深港科技合作园区前景可期
导读：方舟：规划纲要与以往的城市群规划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大湾区规划涉及一国两制的跨境规划，涉及人才、货物、资本、信息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大湾区规划本身就是制度创新，也是一国两制实践在新时代的发展。
特约撰稿朱丽娜香港报道
近年来，香港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有望助力香港寻找新机遇。
“随着全球与周边经济体的竞争加剧，香港传统产业的优势正在缩窄。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香港所面对的挑战更显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力求创新，发展高增值及多元化的产业，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动力。”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月21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宣讲会致辞时表示。
“这个规划（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香港是受益者之一。香港是一个很成熟的经济体，优势产业比如金融、专业服务等也非常突出，但是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大湾区可以为香港提供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于香港各界十分关注的“港人港税”（即依照香港税率征税）问题，方舟坦言：“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都在认真研究，但还没有很成熟的方案，因此没有明确在规划纲要中提出，但是解决的方向性很明确，是朝着港人港税的这个方向走，相信会逐步找到一些妥善的方案。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要将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鼓励更多的港澳居民在内地尤其是在大湾区就业、创业、生活，这个大的战略思路很明确。”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17年底的估算，累计在广东省逗留六个月（即约183日）及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约有53万人，其中约四成介乎25至64岁。
两大亮点
《21世纪》：最近出台的大湾区规划纲要相比以往的城市群规划有何不同？具体有哪些主要亮点？
方舟：规划纲要与以往的城市群规划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大湾区规划涉及一国两制的跨境规划，涉及人才、货物、资本、信息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大湾区规划本身就是制度创新，也是一国两制实践在新时代的发展。
规划纲要最大的亮点有两个。第一是明确推动以大湾区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个重要定位是明确提出来了，而且着墨很多，用了一个专章来谈这个问题。过去这个区域涉及一国两制，在不同的关税区之下，区内本身的一些科技元素很有特点，但没有形成合力。比如香港这一侧有比较好的大学和国际人才以及基础科研的能力。在广东那一侧，比如深圳已经形成了很强的科技产业的规模，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科技企业。过去在两制之下，人才、资金等要素不容易跨境流动。因此，虽然两边看起来优势互补很强，但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合力。
这次规划纲要非常明确，在不同关税区之间，促进与科技相关的人才、科研资金的跨境流动，包括两边财政科研资金的流动问题。甚至具体到一些生物样本、血液样品的跨境流动。过去香港很多高校在内地设一些产学研基地或分校，但是科研设备也不能跨境流动或者需要征收关税，这次规划也明确提出要逐步消除相关的障碍。
规划中间还特别提到了深港边境的落马洲河套地区，目前包括香港境内管辖的1平方公里，和深圳河北岸深圳管辖的3平方公里的深港科技合作园区，现在叫做“1+3”的概念。在这个科技合作园区内，可以率先实现生产要素流动的打通，做成真正意义上两制优势叠加的跨境合作区。如果成功的话，这会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以及规划中提出的广深港澳科技走廊的样本示范区。我个人相信这个前景很好，和很多深圳科技企业家交流时，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希望未来在这个区域设立一些全球研发中心，因为这个区域能够享受香港税制和自由港的优势，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二个亮点是打造真正意义上的1小时优质生活圈。虽然现在有高铁、大桥、高速公路等一些基础设施，从交通意义上可以形成1小时往来。但是，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圈，还涉及很多配套的政策。一些配套政策在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要推进实施，还有一些政策还在规划研究中。比如，逐步让港澳居民到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工作、就业、创业、生活享受国民待遇。小到电子钱包是否能跨境支付，包括银行开户等一些问题。更宏观的则涉及医药、教育政策能否配套，比如医疗保险、政府医疗福利能否跨境使用，有些已经在推进，有些还在协调中。规划已经指出一个明确方向。
规划纲要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文件，未来很多具体的政策预计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相信陆续会有大湾区协同的政策出台。
助香港破解发展瓶颈
《21世纪》：大湾区规划为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四大中心城市作出了清晰的战略定位，对于粤港澳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大局有何意义？
方舟：港澳本身是高度国际化的自由港城市，对港澳开放实际上是提升整个区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大湾区内一个城市群，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这涉及具有很大挑战性的跨境协调开放的制度安排，本身就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这不仅对我们国家有借鉴性，未来对国际不同区域合作都有示范效应。
四个中心城市的优势和特点还是很清晰的，规划更加明确。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开放的资本市场，这在大湾区是独一无二的，在金融方面将起到一个龙头作用。深圳在科技创新产业方面非常突出，作为科技创新产业以及相关的风险投资的核心地位也是很明确的。广州作为华南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心、商贸中心和区域交通枢纽的地位，在规划中定位也十分明确。澳门特点非常鲜明，发展博彩、旅游休闲以及配套的会展产业。在产业结构优势上，这四个城市是比较清晰的。周边的一些二线城市，土地空间大，成本相对较低，与四个中心城市的互补性较强。
《21世纪》：大湾区规划纲要如何促进香港经济发展?
方舟：这个规划香港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香港是一个很成熟的经济体，优势产业比如金融、专业服务等也非常突出，但是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两点，第一，香港的产业结构相对狭窄，香港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左右，产业大部分集中在金融、地产等。整个经济结构比较窄，很多香港年轻一代在就业出路相对比较狭窄。金融、地产都是高度资本密集型行业，年轻人只能去这些行业打工，其他的发展空间较小。
第二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香港土地空间，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将近一半的面积不能开发，可开发的用地比较有限。产业用地、生活居住用地严重不足，结果导致香港房价非常贵，香港平均房价是居民年收入的21倍，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城市。房价的可负担程度是全球最严重的，这在香港内部造成了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年轻一代，普通收入根本买不起房子。这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大湾区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香港目前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为港澳创造一个更大的腹地。这个腹地一个是产业空间上的，经济结构上的，同时也是生活空间上的。从国家的角度，希望港澳的年轻人能够更多去大湾区发展，创业、就业，大湾区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广阔、更多元的机会。
中央协调机制落地
《21世纪》：大湾区规划的出台对“一带一路”建设有何意义？
方舟：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不单是对内开放，在对外开放走出去上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从香港的角度，香港可以为大湾区以及走出去承担很多功能，包括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目前国家很多“一带一路”的项目大部分还是靠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未来可以更多走市场化，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场平台来进行融资。不仅增加了一个多元的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中国一家的事，希望能够国际参与，因此通过香港融资平台吸引国际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实际上也是丰富“一带一路”国际参与的很重要的形式，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
《21世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工作重点有哪些？从短期来看，哪些政策有望优先落实？
方舟：从产业合作到未来很多的政策协调，这次规划不仅涉及三地政府，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层面有一个协调机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亲自领导，把中央的各个部委也都包括进来。因为大湾区很多的协调工作不仅涉及三地政府，也涉及很多中央部委，包括关税、医疗政策等。中央和粤港澳三地政府携手推进大湾区建设，有了这样的协调机制，相信比以前单纯靠地方协调、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及粤澳合作联席会议，进展会更顺利。
一小时优质生活圈的配套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特别涉及到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一些政策有望率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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