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羊城晚报专访： 提升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关键要推进市场与体制机制对接

羊城晚报记者董 柳

2019年春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

纲要提出：“落实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进一步减少限制条件，不断提升内地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有序推进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标准化体系，促进粤港澳在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人才培养、资格互认、标准制定等方面加强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羊城晚报专访了长期关注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我国巨大内需潜力成为大湾区建设重大机遇

羊城晚报：当下，提升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主要机遇在哪里？

迟福林：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的巨大内需潜力，是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压舱石”，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最大底气”，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以消费为例，总的判断是，港澳最大的服务消费市场在内地，现在是，今后更是。2017年，内地赴香港、澳门旅游人数分别占港澳入境游客数量的76%与68%。预计到2023年，我国生活性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33万亿元，是目前的2倍。我国巨大的服务型消费市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突出优势。在当前港澳境内消费市场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依托广东作为港澳重要经济腹地和进入内地的重要桥梁，尽快提升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不仅为港澳延长服务业产业链、分享内地消费大市场，也将对内地释放内需潜力具有示范性影响，是破解纲要中提到的“产能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增强”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大举措。

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是大湾区建设重大任务

羊城晚报：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将对大湾区整体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迟福林：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将释放大湾区巨大经济增长潜力。纲要提出“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从现实情况看，粤港澳服务贸易项下的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还存在一定困难，使得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为2.2万美元，相当于2016年东京湾区的47%，纽约湾区的31%，旧金山湾区的21%。未来几年，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项下的人员、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将释放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初步估计，若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达到东京湾区2016年水平，其GDP总量将达到3.3万亿美元，是东京湾区与纽约湾区2016年GDP的总和。

另外，粤港澳服务贸易互补性也明显增强。未来，香港要稳固其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澳门要破解“一业独大”的产业弊端，广东要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现实需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依托广东作为港澳重要经济腹地和进入内地的重要桥梁，加快提升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在拓宽港澳服务业发展空间的同时，带动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由此实现纲要提出的“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羊城晚报：那么，当前提升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时机、条件是否成熟？

迟福林：近年来，广东不断扩大对港澳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尤其是2015年广东自贸试验区获批以来，南沙、前海、横琴作为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重要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凸显。2017年，粤港服务进出口839亿美元，同比增长32.12%，占广东全省比重达46.62%；粤澳服务进出口53亿美元，同比增长19.9%。此外，港珠澳大桥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逐个推进、相继完成。可以说，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时机条件总体成熟。

关键要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市场与体制机制对接

羊城晚报：提升大湾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需在哪些方面发力？

迟福林：总的看，粤港澳涉及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提升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需要服务业产业体系的深度合作、市场体系的直接融合、服务体系的全面对接，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全面创新。

关键在于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市场与体制机制的对接。具体来说：一是以开放为先，推动粤港澳服务业产业深度合作。为此建议：将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的开放政策扩大到整个大湾区；赋予广东在负面清单制定中更大自主权，实行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政策；加快实行与港澳在旅游、金融、教育、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二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粤港澳服务业市场体系直接融合。三是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推动粤港澳服务体系全面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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