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可持续发展体系研究组负责人：中国总体可持续性稳步提高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联合开展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今年再度发布排名情况。
此次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省级与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排名2018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排名》）对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国100座大型中型城市进行了评估，对这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表现进行了排名。
课题组在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初建了一套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CSDIS），尝试创新经济发展考量体系，以弥补GDP指标的缺陷和不足。CSDIS由五个主要领域构成：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消耗排放和环境治理。城市的5个类别共包含22个指标，省级则包含26个。
从省级层面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广东、重庆、山东、福建、安徽等省市位居前十位。青海、甘肃、新疆等省份排名较为靠后，可持续发展水平不高。
从城市排名看，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及东部沿海城市的可持发展排名比较靠前。尤其，与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城市相比，沿海城市有更好的环境质量。在大力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城市面临着严峻的环保压力，资源环境、消耗排放、环境治理等指标相对落后，导致他们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名靠后。
《排名》认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状况稳步得到改善。2010—2016年总指标整体上呈现先降低再逐年稳定增长状态，其中2011年达到最低点，此后出现持续增长状态，原因是资源环境、消耗排放、治理保护等方面在2011年后得到重视。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局面正在不断趋好，在社会民生方面的进步十分明显。但是，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仍有较大短板，经济社会活动的消耗排放影响依然较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创立于1995年。旨在将自然与社会科学、教育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跨学科合作引导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11月6日，澎湃新闻就CSDIS指标和权重的调整、中国可持续发展现状和未来等专访了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栋博士。
【对话】
“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似的”
澎湃新闻：今年的研究报告和去年相比，一个明显变化是指标体系和权重的变化，尤其是省级可持续发展指标。比如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两个大类的权重被加大，资源环境和消耗排放的权重则压缩了很多。具体单个指标的比重也有了较大的调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调整？
郭栋：我们一开始设计指标的时候就采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以指标的稳定性来计算初始权重，指标数据波动越大的，指标权重赋予相对较低。指标权重发生变化的原因因此主要来自数据的变化，一是今年和去年相比，又加了一年的数据，二是数据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三是增加了30座城市的数据。有些指标的数据更加稳定，因此权重会有所增加。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试想，如果某个指标数据逐年波动特别大，那这样一个指标可能很容易被提高或被下降，也就很容易影响省份或者城市的排名；反之如果某个指标的数据相对比较稳定，意味着地方需要一种持久的努力才有可能有大的改善，这是我们鼓励的一种发展模式，所以这样的指标我们会赋予更高的权重。
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发现有些指标，数据几乎没有逐年波动，比如说省级指标中的人均绿地面积这项指标在省级层面几乎是没有办法变化的，森林、耕地、湿地的面积是很少变化的，如果不变化的话那指标的权重就会变得很高，但这种高跟我们要强调的理念没有什么关系，是由指标的特性或定义所决定的。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年决定在省的指标赋权的时候拿掉时间轴上的波动，只看省份之间的波动来决定权重。
澎湃新闻：这种权重的设计和调整，背后是什么样的出发点或者原则？
郭栋：可持续强调的是一种持久的发展模式，我们希望去鼓励那些不是很容易通过粗旷的行政手段，不是很容易通过一时间测量方式的改变就能轻易收效的指标。所以这些波动不是很大的，在时间轴上波动不是很大的，或者跨省、跨城市之间波动也不是很大的指标，我们希望鼓励政府在这些指标上去下大的力气，去达到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可能更加持久。
澎湃新闻：比如省级指标中的城市污水处理处理率，它的权重从去年的1.36%提升到了14.24%，是否意味着这项指标的数据比较稳定，这个指标是你们希望鼓励政府给予重视的？
郭栋：我们的权重是统计学方法决定的。像这类指标，权重高说明省与省之前差别不是很大。这样如果一个省份想超越另外一个省份，往往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或创新，而不是说调整一下统计方法或者依靠行政干预，把工厂停了、突然增加财政支持等手段，就能短时间内得到这个指标上排名的改变，这样突击方式收不到效果。我们强调的是平稳的收效长久的发展模式。
澎湃新闻：十九大明确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中国要尽可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告别高资源消耗或是高污染排放的发展方式，更注重可持续性。你们在设计指标和权重的时候，是否也会因地制宜，考虑到中国现实情况的改变？
郭栋：肯定会考虑到，因为首先指标体系是中国的指标体系，我们的合作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他们更加理解国内政策的制定，更加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共同设计指标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另外，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理念是相似的。本质上都是说，我们不能只追求高速经济发展，还要考虑社会民生，要考虑有效运用资源，要考虑对环境的保护，这些内涵在我们的五大类指标体系中都有所反映。
再看具体权重的话，实际上我们赋予经济发展的权重是相对较低的。跟环境相关的三块内容，资源环境、消耗排放和环境治理加在一块，权重占到一半左右，是非常突出的。
“大城市经济发展突出，但社会民生普遍有待改进”
澎湃新闻：研究报告最后有中国城市跟国际城市的比较，其中在房价-人均GDP比这一项，内地一线城市，例如北京和深圳都达到了0.32，比香港的0.38略低，但远高于纽约的0.17、巴黎的0.14、新加坡的0.11。你认为这样的差距反映出什么问题？因为中国人都很喜欢买房吗？
郭栋：单从一个指标上很难看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一线城市房价-人均GDP比更高的情况。但这个现象确实是挺明显的，发展趋势很突出。
我们用人均GDP计算房价的可承受能力，有一个问题是，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GDP特别高，但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此人均GDP要比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很多。所以用这个指标的话，得到的数据相对房价收入比偏低一些，也就是说房屋的可承受能力要高一些。但是话又说回来，相对于内地其他城市，北京、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人均GDP比起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在这个指标上它们依然有一定的可比性。
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可能中国这些大城市不比美国的差距小，甚至更大，大城市病在中国比在美国或者一些国际都市更加突出，可能这是这个指标背后反映出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在经济发展这一块，大城市的发展很突出，但是在社会民生方面，大城市普遍做得没有那么好。可能因为发展太迅速，就业机会增多，大量人口聚集在大城市中心，因此造成了住房资源、教育资料、医疗资源等平均到人头上都比较稀缺，数值都会变得很低。
澎湃新闻：从今年看，你认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有没有普遍性的短板？
郭栋：省市的排名很难反映整体的发展，但我们国家级的体系还是反映出中国总体的可持续性这些年来是稳步提高的，包括经济、民生，以及2011年开始对节能环保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
就省市排名来看，今年的整体趋势和去年是比较相似的，经济发展较好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社会民生方面，中部地区排名相对高一些。我个人觉得不一定是这些地方做得有多好，可能是因为相比更发达地区，社会发展没有进入一个更高的状态，人口相比还不那么密集，因此一些社会问题反映还没有一些一线城市那么剧烈；资源环境方面，南方一些城市资源比较丰富；而在消耗排放和环境治理上，还是一些大城市做的比较好，因为他们确实碰到了很多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集中表现在大城市中，政府需要投入很多力量去改善，所以一些大城市或者是环境问题相对比较严重的城市，在这两个指标的排名相对较高。这些趋势在去年就有所体现，今年依然在保持。
中国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在社会民生方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东南沿海城市，对于高房价问题，医疗、教育的投入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些空气污染严重、环境质量较差的城市，尽管在消耗排放、环境治理上做了很多工作，投入很大，但是问题依然很严重。
澎湃新闻：去年你曾提到，希望地方能够统一数据统计口径。从今年收集数据的情况看，是否有所好转？
郭栋：数据缺失，同个指标但各地区、各部门数据不一致的问题还是很明显。
我们在排名过程中，收集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地方的环境公报、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各种不同年鉴中的数据，一些指标可能在这个年鉴中能查到50个城市，然后需要到另几个年鉴里去找剩下几十个。你会发现，虽然是同个指标同一个城市，但数据却不一样，不知道是在口径上还是在地方收集数据的哪个环节产生了不一致性。所以我们要想很多办法去把它统一起来。
比如很多统计年鉴中的数据都是一层层上报汇总的，我们尽量用最原始的数据。另外，我们要找到数据的计算方式，比如人均GDP，有的地方是用户籍人口来计算，用的地方是用常住人口计算，所以我们干脆自己找GDP和常住人口数据，自己进行计算。
类似这样的方法我们运用了很多。在数据的准确性上，我相信今年比去年又有了很大的提升。
澎湃新闻：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有一个目的，希望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的环境治理。你认为这项研究将如何帮助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郭栋：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先前达成共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巴黎协定》就很难达成。现在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那样就把中国置于必要的领导地位。
中国尽管最终加入了《巴黎协定》，近年在环保、可再生能源等领域都领先与世界，但一路走来，尤其是早期动力主要还是来源于国内老百姓的诉求，是在国内看不见蓝天白云，外加资源匮乏等问题困扰下，才最终走到可持续发展道路当中去，不得已地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在全球的环境治理上这些事情可以更主动一些。
现在可持续发展很多的理论和科学支撑，科学上的研究包括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很多都是来自于欧洲、美国，这方面国内还需要加强。
在执行层面，国内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把能关的用煤发电的火电厂基本上都关了，而剩下的较大规模的火电厂在原材料使用及排放上都已经做到了最好。但是在国外，有学者批评中国在做好国内、大力推行使用清洁能源的同时，在国际上却支持一些国家持续建造传统的火电厂。
另外，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执行层面的内涵还需要更好的诠释，中国也需要总结一些自己的经验，并带到国际上。
中国有14亿人口，但主要聚集在东部地区，相对资源匮乏，尤其是很多北方地区。因此发展起来一定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同时也是一种公认的最节约能源、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美国那种铺开式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很消耗资源、不符合可持续的概念的。比如高铁就是城市化的产物，它需要有集中的城市群，之间相隔三五百公里的时候，高铁是最有效的交通方式。如果没有城市化，像美国那样几十公里一个小镇、住几千人这样，高铁是很没有效率的，所以就要开车，而开车比起高铁,污染、对能源的消耗显然大得多。中国在城市化，在节能环保、新能源的使用上，都是有领先世界的经验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得不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是有很多独特经验的，需要把这些整理好，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并用别的国家听的懂的方式讲出去，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借鉴。
除了比较宏观的层面，从管理层面来说，如果没有指标，没有标准，要想管理好一件事情就是空谈了。
中国过去强调经济高速发展，我们有一系列经济指标去做考核、作指引，现在要强调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话，也需要一些指标去进行业绩考核，指定标准，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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