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长女耿莹： “父亲敢讲真话，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8月26日，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耿飚的家乡湖南醴陵市举办纪念活动，耿飚长女耿莹等亲属参加。
近日，耿莹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说，“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耿莹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跟着父亲出生入死；中年后自学医术，还拜师学画成著名画家；年过花甲再度创业，创建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谈童年
“是共和国第一批"留守儿童"”
新京报：此次耿飚110周年诞辰，为什么选择在家乡醴陵举办纪念活动？
耿莹：我们原本打算在北京举办纪念活动，后来收到了老家政府的信件，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也特别希望我们回湖南老家纪念父亲。
父亲13岁在党组织教育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我想借此回去向乡亲们汇报父亲的坚贞一生。前段时间醴陵遭遇特大暴雨，家乡人受了灾，我也很挂念，很想回去跟乡亲们见见面、说说话。
新京报：小时候您对父亲的印象是怎样的？
耿莹：我们这一代，是共和国第一批“留守儿童”，在我两岁到八岁的这段时间，有约一年半的时间与父亲形影不离，这也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我小时候遇到不懂的总爱问父亲“为什么”，他也称我为“问号少女”。但父亲总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不管什么怪问题他都能回答。从小学、中学乃至到现在，他说的每件事我都坚信不疑。
新京报：那时候您是不是经常跟着父亲在战火中行走？
耿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几年，我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上小学一年级，上了无数个一年级。有人总是问我，你是不是留级了？其实不是，父亲有任务我就得跟着部队走。
我上的时间最短的一所小学是在南京，在教室只待了两个小时，警卫员就把我领走了，说部队要出发，我连老师姓什么都不知道。时间最长的是太原解放时，我上了太原育英学校，读了一个月零两天，但我因为迟到被罚站了半个月。
到北京后，我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起。总的来说，我的童年虽动荡不安，但与父亲在一起，很幸福也很快乐。
谈管束
“父亲总是让我们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新京报：他小时候管束您多吗？
耿莹：父亲很严厉，总是让我们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小学三年级他让我读《今古奇观》。五十年代父亲已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总是搬家，家里有一架钢琴我想学但不敢说，后来就偷偷地学。有一次他回京述职，我就给他弹一段钢琴。第二天起来发现爸爸把钢琴卖了，买回来一把琵琶。他说要学就学琵琶，这是中国的。
我看很多人学油画，就攒钱买了油画箱自己学。他回国后我又显摆画了一幅风景画。他问我为何不画国画，并把我油画箱给踩了，逼着我要画国画。
我上中学，有次在美术老师家里，看到房间里都是老师画的小写意花鸟，我感到震惊一下子就爱上了。这才感觉到，爸爸让我画国画是对的。
小时候父亲像修剪树木一样不停地给我“砍枝”，我长出一个他砍一个，让我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长大后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小时候给你讲你听不懂反而会扰乱你的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懂得自己的文化和艺术，有了文化底蕴，长大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够辨别真伪、去粗取精。
谈经商
“父亲从来不过问，我俩之间有一种默契”
新京报：您中年之后自学医术，还拜师学画，后来创办公司，父亲最开始知道吗？
耿莹：80年代我受身边人影响先后去广州、深圳、珠海看了看。珠海环境挺好，我就“裸辞”去珠海注册了一家公司。回京后给爸爸汇报说：您什么都见过但肯定没见过营业执照。父亲看后眼睛都瞪直了说：“你十块钱都数不清楚还去做法人开公司？”但后来他还是同意我试试，我干得还不错。
但到了1986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高干子弟一律不准经商，公司就停掉，我去了美国。走之前给他写了封信转交朋友，等我到了洛杉矶再发出。此后三年我和父亲都没有见过面。
新京报：经商过程中，他有具体过问过吗？
耿莹：他从来没有。记得我在珠海时，他说很想去看看，我说我事业刚起步你别来了，他就明白了。后来我做生意，他从来没说要去看我，也从不过问，我俩之间有一种默契。
谈“耿飚之问”
“任何时候，共产党员都要自律、反省”
新京报：1976年10月6日晚上，耿飚临危受命接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在行动时他有告诉家人吗？
耿莹：没有。接管后，父亲就在办公室搭了行军床，吃住都在那里。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后来父亲只给我们写了一张便条，让家里人放心，一个多星期后他才回家。
新京报：毛泽东曾评价耿飚“敢说真话”、华国锋曾说他“耿直坚毅”。这对您有影响吗？
耿莹：我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虽然身居高位，但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父亲的一生有光环和荣誉，但那是他的，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作为女儿，我有学习的责任，更有传承先辈革命精神的意志。
他经常对我讲，做事情做错了就要勇于承认，做对了就继续好好干，说任何话都要实事求是。就这样，这也成了我的做事风格，很多复杂问题简单化，解决问题直奔主题，也节约大家的时间。我的人生哲学里，是以诚相待。
新京报：近几年“耿飚之问”再次被谈起。可以介绍下吗？
耿莹：1991年，父亲回到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招待所外来了一群“告状”百姓，说对一些县乡干部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父亲随后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谈话，讲了一件往事。
父亲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时曾驻扎过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当地群众利益，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后，也是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战士求情。父亲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父亲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他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当时父亲讲到这里说：“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全场鸦雀无声。
其实，在任何时候，共产党员都需要自省、自问，“你的鱼水情在哪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没有后勤部队，所有的后勤都是老乡们做，军民鱼水一家亲，现在我们也不能忘了老百姓，也就是习主席教导我们不忘初心的初衷。
谈文化遗产保护
“尽心尽职完成我们的力所能及而已”
新京报：您创办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是出于怎样的缘由？
耿莹：我记得解放宁夏前夕，我跟着父亲在前线，他指着地图上标记的清真寺说不能打：“你看看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有文化在里边。”当时还没有“遗产”这一说法，但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
1997年回国，我跟老姐妹们见面，有李特特（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富春之女）、陶斯亮（国务院原副总理陶铸之女）、刘爱琴（刘少奇之女）等。她们说你现在回来了，你还能跑，我们能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情呢？当时看到中国文物被破坏严重，就一起商定为保护文化遗产做点工作。
我开始行动起来，但是光注册基金会就花了4年时间。2007年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成立，这也是国内首家具备在海内外募集资金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作用微弱，我这个老太太也就是一堆柴火，尽心尽职完成我们的力所能及而已。
新京报：您已经80高龄了，为何还一直坚持做这件事？
耿莹：这是我的文化苦旅，更是一种使命，我苦中作乐。80岁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活的原则：要活得有尊严，要活得干净，要活得有味道。
新京报记者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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