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药的故事》作者梁贵柏：药企利润和大众健康能两全吗

许多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药物，在诞生之初都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乙肝疫苗的价格一度令人望洋兴叹，实现技术转让之后才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使二战期间盟军的非战斗减员降低10%-15%，对战争胜利至关重要；近年热议的HPV宫颈癌疫苗，曾有一名英年早逝的中国科学家为它的诞生呕心沥血；治疗脱发和前列腺肥大的良药制成，最初的灵感竟来自加勒比海岛国部落里的“变性”儿童……

译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药的故事》（2019年7月）讲述了包括上述案例在内的11种药物的诞生。作者梁贵柏曾在新药研发一线工作多年，也是常年开设专栏的科普作家。他出生于上海的科学世家，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博士学位。1994年起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曾参与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西格列汀的研发，近年转向独立咨询。梁贵柏博士

近日，梁贵柏在杭州、上海陆续举行两场讲座，与读者交流“新药的故事”。读者的提问常常围绕一些实用的医药问题展开，他则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不是医师、药剂师，我只从研发的角度回答问题。”他认为大众对于服用药物的典型误区，在于忽视遵从医嘱的重要性。“国人吃药比较随意，吃完觉得没效果就加一点，有效果了就停下。但有些药，例如抗生素，要求患者的依从性很强，它是需要连续工作的药物，不能擅自停药，也不能擅自加量。从研发人员的角度来说，经过大量临床实验和动物实验优化了的剂量与方法，患者最好不要随意更改。”

把医药这门艰深、专业的知识写成面向大众的读物是个不小的挑战。梁贵柏喜欢打比方，他在讲座中将同一种药品的不同剂型比作绿豆汤里的砂糖、冰糖：“砂糖就是速效药，放进去就能吃，速效救心丸就是这样；冰糖需要搅一搅，这叫缓释，打胰岛素就有缓释的剂型。药做成不同剂型就是为了控制药物进入血液的速度，希望大家遵从医嘱、遵照药物本身的设计来服用。” 《新药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19年7月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健康问题，但这也许在所难免，碰到了不要慌张，当你知道这些病是怎么来的，了解我们对于这些病的研究到了什么样程度，治疗大致会是怎样的过程，患者依然能过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梁贵柏在讲座上说。

那么新药研发背后还有哪些秘密？最新的研发成果离我们有多远？部分药品的价格为何居高不下？药企逐利的商业模式和大众健康可以两全吗？中国的新药研发力量为何滞后？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和梁博士聊了聊。

澎湃新闻：《新药的故事》写了十一种新药，这些案例是如何挑选的？

梁贵柏：首先考虑的是药物的重要性、对公众的意义。我选择写的这些药都是对人类健康影响深远，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药物。

其次我试图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来写。例如第一章写的是抗艾滋病药物的研发，我觉得这是最应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抗艾滋病药物是在不挣钱、甚至赔本的预期之下做出来的药物。默沙东研发抗艾滋病毒新药的时候，它的市场部门、财务部门做过测算，这个药盈利预测为负值，也就是说即便研制成功，也是赔本的。艾滋病常见于吸毒人群、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弱势群体，可以想见，抗艾滋病新药的市场有很大局限，而且新药价格会受到相当大的挤压。而如果研发失败，当然就更是把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默沙东仍在做，其他美国的大药厂也都在做。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企业有企业形象的考量，但他们在客观上为人类健康带来了福祉。

之所以在书的第一章写制药如何“以人为本”，是因为我认为这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的新药研发产业来势迅猛，投入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追求短期利润的欲望似乎在抬头。如果你们留意关于医药方面的新闻报道，消息往往是哪一家药厂上市了、老板身价多少亿，从头读到尾也看不到真正关系到民众健康的信息——他们生产的药上市了吗？能解决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在中国，这些更重要。当然，现在国内有一些药企确实做出了能让老百姓用得上的药，这是值得宣传的。

澎湃新闻：钟南山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中国的新药创新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也落后于古巴、印度等国家。您觉得原因有哪些？

梁贵柏：原因很多。我常用中国足球做类比，基础薄弱，原因复杂，不是短时间内找几个名教练、名将来训练就能成功的。中国的生物医药也一样，跟国际差距比较大，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也不是说请回若干拔尖人才就能使整个医药工业水平上去。要知道，就在不久以前，整个中国的生物医药基础还几乎是零。这需要时间，需要积累。

澎湃新闻：去年有一部反响很大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您觉得它是哪里特别触动大家的敏感神经？

梁贵柏：我没有看这部电影，但了解故事梗概，也知道它有一定的原型。“原来世界上有好药，原来我们吃不到”，我感觉这是一种冲击。从研发角度来说，我没有太多可以评论的——这些药已经研制出来了，发达国家市场上都有。

不过，早些年，新药引入中国市场起码需要十年时间，需经过新一轮的临床实验；现在我们的政策在调整，一两年就可以引进，甚至一些急需的药物可以更快。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距离新药已经很近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海报

澎湃新闻：药企给新药的定价机制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许多针对重大疾病的特效药往往价格高昂，以至于有“天价药”的说法。

梁贵柏：药物价格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如果你们关注过美国总统大选，会发现不论什么党派，都拿药企开刀，社会舆论常指责大药厂为追求利润“见死不救”。

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但我认为这是个别现象，的确有不良商人通过涨价、卖高价药来赚钱。大部分药企的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它也有自身的制衡机制。

首先，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它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它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说一片药片生产成本只需要一毛钱，凭什么卖到几十块甚至成百上千块？一种新药的研发投入是巨大的，同时，它的价格还要覆盖之前研制失败所产生的成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现在我们药物研发的成功率还是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药企的商业模式要持续下去，一种成功上市的药物的价格，需要覆盖此前那90%的失败成本。

而仿制药正好相反，它几乎没有研发成本，因此它的药价只和生产成本挂钩。所以，药厂必须考虑它的专利保护年限以及市场需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而一旦过了专利保护期，价格就会断崖式下降。

但是不是因为药企有了定价权，就能漫天要价了呢？也不是，它不是单一患者购买力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购买力的问题。他们需要通过计算，定出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价格。需要考虑国家医保、商业医保；其中国家医保政策很重要，它实际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对药企定价权的制衡。

另外，往往一种新药研制出来，同类机理的第二种、第三种药物很快也会诞生，便会产生竞争，这就是来自市场的制衡。

澎湃新闻：新药研发就是一部人类和疾病的斗争史，能不能谈一些尚未成功的案例，例如阿尔茨海默症？

梁贵柏：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科学的确还没有发展到足够拿出解决方案的程度，我们对其机理还没有弄清楚。但不断地有人在尝试，有一些假说，需要想办法去验证。最好的验证就是做出一个有效的药物。很多制药公司都投入了巨大的金钱和资源在做这件事。当然，阿尔茨海默症治疗的市场也是巨大的，大家都想拔得头筹。

这又回到了刚才谈的药价问题。制药公司是高利润，这话不假，但是高利润也被用来高投入地研究那些对健康很重要的问题，一旦这些资金撤走，没有人去攻克未知的难题，以后的问题更大。

乔治·W·默克先生说过一句话：“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

如何平衡利益与公益，保证健康领域有不断的投入、良性的产出，这是一个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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